鄰人
一
東京的學習生活，因為簡單而快樂?；蛟S正因如此，一次不愉快的鄰里關系經歷，讓我獲得了一扇觀察日本社會的獨特窗口。
其實，生活在東京，周圍的人幾乎都可以歸為“陌生人”一類，與自己毫無瓜葛。這并非因為自己是來自異域之故，而是都市空間特有的品性。不管怎樣，那種迷漫無邊的陌生感，加重了我與日本“鄰人”交往時的一些感受。
提到鄰人，它讓人想到溫馨的鄰里關系，想到友情與互助，但這種鄰人正在減少，甚至已然消失。在東京，鄰人與陌生人的區別正在消失，鄰人正在轉變為陌生人。這可能是“麻煩文化”的結果，但又是現代都市生活的必然結果。鄰人的消失與“故鄉”的消失，完全屬于同一個歷史過程。那么，人們是否會為此感到寂寞？或許這個變化過程如此長久，人們已然接受了與陌生人的生活方式吧。
我對日本鄰人關系的關注，源于兩個“團地”的生活經驗?！皥F地”的全稱是“公團住宅”，是日本政府為低收入者營建的保障性住宅樓群，通常以較低的價格出租。
我居住過的第一個團地叫“常盤平團地”，位于毗鄰東京都東北部的千葉縣松戶市。據說那里原址本是一片林地。團地始建于一九五五年，一九六二年正式投入使用。當時，該團地因其建設規模與現代化的設計樣式被譽為“東洋第一”。不過，在此后日本波濤洶涌的現代化浪潮中，越來越新式的樓房與團地拔地而起，常盤平團地漸漸衰老下去。二〇〇六年初我入住時，團地空房率已經非常高。
由于新式團地持續投入使用，對于許多“昭和團地的發燒友”而言，該團地竟變成了他們心目中的“圣地”。為此，該團地所在的松戶市，還在其市立博物館中特設了團地展館，集中展示了一九六〇年代日本最新式家庭的房間結構與日用家具。
可以說，日本國民對傳統的重視，體現在方方面面。重視傳統，也就是珍視自己的生活，這倒不難理解。沒有了傳統，沒有了文化，人們將孤獨地面對世界，生活將變得怎樣枯燥與落寞？
我對這個團地的關注，來源于我所居住單元的奇妙的鄰里關系。那是東京生活過程中唯一一次不愉快的體驗。
二
入居的第一天晚上深夜，忽然聽到“咚咚”的砸墻聲音。聲音低沉，應該是重鐵器所為。我驚詫不已，無法判斷聲音來自何處：是來自樓下還是樓上？
奇怪的事情接踵而至。我很快就注意到，每天總會有人上樓時用力蹬踏樓梯，發出“咚咚”的聲音；緊接著傳來的是這個人進門后，用力帶門的“咣當”聲——噪音巨大，甚至可以感到房間的震動。隨后，那個人開窗時故意制造的“咣當”聲響起，通常有兩次。當這些噪聲依次出現之后，一位老太太的怒罵聲隨之傳來。
逐漸地，我將這些噪音一一區分了開來，雖然不解其中的因果關聯。更讓人疑惑不解的是，其他鄰人為何安之若素，對此等閑視之？由于不堪其擾，我立刻行動起來：找來紙筆，寫下每日的噪音現象，并希望大家發揮鄰里友愛關系，和睦共處。但這樣的努力于事無補，噪音依舊三天兩頭地出現。
某日，有人敲門。我開門一看，是一位約六旬的老太太，頭發灰白。與她的頭發色調形成強烈對照的是，她的目光顯示出異常的明亮，甚至有些尖銳，不時地流露出一絲警惕的神色。
還在我觀察她的神態之時，老太太開口就說：“你是李桑吧，剛搬進來的吧。下面的紙是你貼的吧?！?p/>
我不明其來意，只是點頭道：“正是……”
她的這些判斷其實僅僅是搭話而已：一樓入口處的信箱標有我的名字和房間號碼，而我貼的紙張上也寫有我的房間號碼。
我猜到她是當事者之一，便問道：“每天夜里會有噪音出現，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太太開始給我講述其中的原委。她居住在三樓，位于我所居單元正對的樓上房間相反的一側；制造噪音的是一位三十多歲的男子，居住在她的隔壁。我沒有進一步問，到底是誰先制造的這種如此緊張的鄰里關系。但從其說法與神態看來，責任毫無疑問在那個男子。這也與我數日來的判斷一致。
我們互相留下了電話，希望一起解決這個問題。
過了一段時間，我發現問題解決無望，就去團地管理事務所反映情況。管理人員顯然知道這個單元的問題，但他們告訴我說，他們也沒有什么好辦法。一位管理員最后提醒我道：“如果您對自己的安全感到擔憂，可以去找警察商量?！?p/>
這種回答讓我有些生氣。不過，我也知道，他們似乎也僅能如此。
我沒有去找警察。一則，老太太告訴我，她已經去過多次附近的警察局；二則，警察剛剛來過不久。
有一天凌晨兩點左右，我隱約地聽到警察的訓斥聲與警告聲：“如果再繼續這樣下去，就將你帶到警察局?！辈贿^，那名男子的辯解聲也不絕于耳。通常，警察來過之后，會安靜幾天。但過不了多久，噪音又會恢復常態。
當這種噪音成為常態時，自己也似乎多少習慣了。同一單元的其他住戶，或許更早就習慣了吧。但這種奇妙的鄰里關系，還是讓我感到深深的震驚。
日本文化與社會的批評者，有時會用“陰濕”這個詞匯來刻畫一部分人陰暗、反常的心理。這個每天深夜折磨鄰里的男子，是否就是這個日語所精確刻畫的對象？另一方面，作為正面的價值，日本文化論者還強調日本人具有“我慢”、亦即“忍耐”的品性。然而，同一單元的眾多鄰里對于噪音的容忍、對于那名男子擾民行為的熟視無睹，已表明了這種“我慢”的反面效果——即對惡行的縱容。
也就是在這一年，我在電視上看到了一個讓人嘆為觀止的新聞：居住在某團地的一位家庭婦女，由于長期忍受鄰居一位老太太——后來被媒體戲稱為“日本第一吵鬧的老太婆”——的吵鬧，換上了“郁病”，也就是精神憂郁癥。那位老太太最終被告上法庭，并獲得了有罪判決。
憂郁癥是日本常見的一種精神疾患。我的一位來自香港的朋友患有此癥，因而對其有所了解。身染這種病癥的人，精神容易變得焦躁不安、沮喪，尤其是在陰雨天。該癥狀似乎源于長期的壓抑，治療頗為不易，許多患者最終選擇了輕生。我想，不幸染上此疾患的人，多半源于平日過度的“我慢”吧。
這種特殊的人群關系，也讓我想起了日本社會頻繁發生的“集團欺侮事件”。這一現象通常發生在從小學到高中的學生中間；被欺侮者通常被切斷了與他人的聯系，陷入精神上的極端孤立狀態。由于許多不堪忍受欺侮的學生選擇了自殺，這一現象已成為日本社會日益深重的病疴。每次發生令人遺憾的自殺事件時，媒體都會大肆報道一番。數年前，日本文部科學省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旨在防止這類事件發生。從現狀來看，效果似乎并不明顯。
日本文化論者對這類集團現象早有精辟的分析。而我親身經歷過的這種鄰里關系，則從多個角度驗證了他們的說法。
這一年的生活，影響了自己長久以來已經養成的平靜心情。我發現自己無力解決這個問題。第二年春天，我搬遷到了另外一個團地。
搬家的那一天，就在我搬運行李時，那名男子與老太太發生了沖突；老太太倒在了地上。見到此情形，我與搬家公司的人員一起上前喊到：“不準動手?！笨赡苁抢咸S后報了警，警察不久就到了。但那名男子早已飛快地離開了。
傍晚時分，警察打來電話。確認完我的身份后，警察說：“由于發生了動手打人的事件，我們準備立案處理。您能否描繪一下當時的情形？”我將自己所見到的情形描繪了一遍。打電話的警官進一步確認道：“是不是那名男子先動手的？”這可能是立案所必要的證據吧。然而遺憾的是，我當時正忙于搬家，未見到雙方爭吵的具體過程，無法提供這個關鍵的目擊證言。
我據實以告，然后反問道：“你們知道那個單元的情況吧？一個青年男子與一位老太太發生沖突，誰先動手，這應該是不言自明的吧？”想到此前受到影響的心情，郁憤之情油然而生，我不覺提高了聲調。
警察聽出了我的語氣，說道：“明白了，不好意思打擾您了。如果需要請您協作，我們可能還要麻煩您，不知道可不可以？”
我回答說：“沒問題?！辈贿^，警察后來并未找過我。
我一直在想，那個單元的噪音問題其實并非難以解決。然而奇怪的是，人們為何就任由那種狀況無休無止、日復一日地持續下去？
不過，我也注意到了另外一面。除了這個發生在我身邊的特異狀況外，整個團地顯得異常安靜，無論是白天還是黑夜。有時會聽到遠處傳來人們的說話聲，但仔細聽來，多半是居住在這個團地的華人在交談。此外，由于出門與回家的時間與別人不同，我甚至看不到這個團地中的其他人。這是一個完全由陌生人組成的社會。
這種印象由于我在新團地的生活，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在接下來一年的團地生活中，我幾乎沒有碰到過鄰人，沒有聽到過鄰人的說話聲，更沒有受到任何人為噪音的煩擾。我生活在一個闃寂無聲的世界。那是一個我已然熟悉并習慣了的世界。
我有時候會想，自己當時習慣那樣寂靜的生活，那樣與鄰人毫無瓜葛的生活，是否與自己客居他鄉的情境有某種關系？或者，更是當時我置身其中的社會使然？比如說，我積極適應那樣的社會，進而將其規則內化為自己的行為規范？
他鄉與家鄉的區分，已然消失了。
三
鄰人轉換為陌生人，人們的社會關系變得稀疏而冷漠。
在電視的紀錄片中我得知，我此前居住的那個團地因“孤獨死”事件在日本聞名遐邇。所謂的“孤獨死”，是指無人照顧的老人、尤其是有疾患在身的老人在自己房間中孤獨死亡的現象。死亡原因，或者由于無法及時服用藥品，或者無力制作食物。老人死亡時，通常無人知曉。直到數日后，房間散發出腐爛的氣味時，才會被發現——通常由警察打開房門，抬出尸體。
有一次，我與幾位中國留學生在食堂用餐，其中有一位專攻俄羅斯文學研究的女留學生。期間我發現她神色不對，就詢問緣由。她研究的主題是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中的感傷主義，思緒可能深浸其中，平日就顯得有些多愁善感。
似乎覺得可能有失禮之處，她躊躇許久才開口說，她的一位鄰居突然死了——孤獨死。她的描述反映了所有孤獨死共有的特征。說完后，她不停地道歉，說不該在吃飯時提起這些，但她感到害怕，不知如何是好……
我和其他幾位朋友急忙安慰她說：“這在日本不是很常見的嗎？”
其實，真正令人不解的是，在孤獨死事件中，死亡的老人并非都是鰥寡孤獨。在電視報道中，故去的老人的兒女通常會流下悔恨的淚水。
與傳統的鄰里關系的消失并行的是，親情也正在變得淡漠。
不過，我同時也得知，市民層面的另外一種互助關系正在形成。為了防止悲劇發生，團地居民自發組織了行動團體，對重點需要照顧的群體——尤其是獨居老人——給予幫助。大家群策群力，想出了許多辦法。
據報道，簡易可行的方法就是觀察設置于一樓樓道口處的信箱。如果發現某位老人的信箱塞滿了郵遞信函或商業廣告，那么居民團體就會考慮到是否發生了不測事件。
另外一種廣為實踐的方法是，定期給有疾病的獨居老人送藥品或飲品，或者定期協助他們打掃衛生；在進行這些活動時，獨居老人的情況就得到了及時的把握。比如，每天清晨給獨居老人送一小瓶牛奶——牛奶是免費的，但要求老人飲用后將空瓶放置在門外，以便回收。翌日，牛奶配送人員若發現前日的牛奶沒有飲用，或者飲用后的空瓶未放置在門外，那么就會敲門詢問情況，以確認是否有意外發生。
這些市民自發的努力，可以有效地防止孤獨死事件發生。不過，日本社會似乎無法繼續追問的是，民眾僅僅滿足于消極地防止這種悲劇發生嗎？已然富足的社會，尤其是以提供優良公共服務為主旨的服務型政府，除了在提高養老金、提供更好的醫療服務上下功夫外，是否有更積極的措施？
我想到了傳統鄰里關系中蘊含的可能。這或許是所有人共有的鄉愁，因為那種鄰里關系可能早已一去不復返了。在經濟社會高度成熟的日本，人們只能生活在周圍盡是陌生人的世界中。當然，日本型的陌生人關系，由于有了比較發達的市民自助組織，正在獲得獨自的形態，為日本庶民的生活開啟了新的可能。這或許是令人感到安慰的一面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