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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紀念碑 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叛的種子1821-1849 (美)約瑟夫·弗蘭克 著 戴大洪 譯
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叛的种子1821-1849
ISBN: 9787549551569

出版時間:2014-06-01

定  價:68.00

責  編:魏东
所屬板塊: 文学出版

圖書分類: 传记

讀者對象: 外国文学爱好者,俄苏文学爱好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爱好者

上架建議: 人文类 传记类
裝幀: 精装

開本: 16

字數: 400 (千字)

頁數: 560
紙質書購買: 當當
圖書簡介

曾獲一九七七年美國大學優秀學生聯誼會“克里斯蒂安•高斯獎”

一九七七年美國現代語言協會“詹姆斯•拉塞爾•洛厄爾獎”

一九七七年美國國家圖書獎“當代思想類作品”提名

本書是約瑟夫•弗蘭克所著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傳記的第一卷。在這部廣受贊譽的傳記中,弗蘭克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也許是現代最偉大的思想小說家——的人生和創作進行了重要的重新詮釋。第一卷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年生活寫起——從他在莫斯科的童年,到他的父親之死,一直寫到他因參加彼得拉舍夫斯基激進團體而被流放西伯利亞。本書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作品《窮人》、《雙重人格》和《涅托奇卡•涅茲萬諾娃》給予了特別的關注,因為它們反映了他早年所受的某些具有深遠意義的影響,而且顯示了將會繼續在他那些最偉大的作品中出現的重要主題的發展演變。

顯然是一部出類拔萃的經典之作?!@不僅是一部關于偉大作家早期生活的偉大作品,而且可能是迄今為止美國作家為我們撰寫的關于十九世紀俄國文學的最佳書籍。

——希爾頓•克雷默,《紐約時報書評》

在歐洲、美國或蘇聯幾乎沒有人進行過這種級別的嘗試,它打到了某種質的飛躍,使大量與作家、文學以及歷史之間的相互影響有關的素材產生了微妙傳神的效果。弗蘭克的研究將成為經典。

——羅伯特•路易斯•杰克遜

作者簡介

約瑟夫•弗蘭克(Joseph Frank,1918-2013)

普林斯頓大學比較文學榮譽教授,斯坦福大學比較文學和斯拉夫語語言文學榮譽教授。代表作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1976-2002)曾獲美國國家圖書獎(傳記類),兩次(美國大學優秀學生聯誼會的)克里斯蒂安•高斯獎,兩次(現代語言協會的)詹姆斯•拉塞爾•洛厄爾獎,《洛杉磯時報》圖書獎以及另外一些榮譽。另著有《現代小說的空間形式》(1991)、《宗教與理性之間:俄國文學與文化隨筆》(2010)、《回應現代性:文化政治隨筆》(2012)等。

戴大洪

1982年畢業于北京工業學院(現北京理工大學)光學工程系。譯有《第三共和國的崩潰:1940年法國崩潰之研究》、《雷蒙德•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古拉格:一部歷史》。

圖書目錄

插圖目錄

音譯

前言............ⅰ

第一部分莫斯科

第一章序幕............ 3

第二章家庭............ 6

第三章童年,少年,青年............ 27

第四章宗教背景............ 51

第五章文化背景............ 67

第二部分圣彼得堡

第六章工程??茖W校............ 87

第七章“一個了不起的高尚的人”............ 115

第八章兩種浪漫主義............ 127

第九章果戈理時代(一)............ 143

第十章果戈理時代(二)............ 162

第十一章《窮人》............ 176

第三部分引人注目

第十二章別林斯基及其身邊的文學貴族............ 205

第十三章別林斯基與陀思妥耶夫斯基(一)............ 222

第十四章別林斯基與陀思妥耶夫斯基(二)............ 236

第十五章別克托夫小組............ 259

第十六章彼得堡小品文............ 283

第十七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 310

第十八章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斯佩什涅夫............ 336

第十九章帕爾姆—杜羅夫小組............ 355

第四部分自我發現之路

第二十章《雙重人格》............ 383

第二十一章彼得堡時期風格奇異的作品............ 406

第二十二章現實與“幻想家”............ 430

第二十三章《涅托奇卡•涅茲萬諾娃》............ 451

第二十四章后記............ 473

附錄

弗洛伊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病歷............ 477

參考資料............ 495

索引............ 505

序言/前言/后記

前言

本書是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與作品的一部系列專著的第一卷。根據目前的計劃,這部專著由四卷組成至二○○二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書全部完成,作者一共寫了五卷,它們分別是: 第一卷,《反叛的種子,1821—1849》(1976);第二卷,《受難的年代,1850—1859》(1983);第三卷,《自由的蘇醒,1860—1865》(1986);第四卷,《非凡的年代,1865—1871》(1995)和第五卷,《先知的衣缽,1871—1881》(2002)。(本書腳注除注明外均為譯注),按照年代順序,每卷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中的不同時期。整部專著已經有了一個完整的提綱,在其他工作允許的情況下,我希望能在合理的時間之內陸續出版其余各卷。

整個寫作計劃大約萌生于二十年前我應普林斯頓大學克里斯蒂安•高斯研究生院的邀請前去舉辦系列講座時。研究生院當時由E.B.O.博格霍夫主持,我們很快成為好友,他罕見地兼具紳士的魅力和學者的嚴謹,至今仍然讓熟悉他的人記憶猶新。那時我對流行的存在主義文學——它在二戰結束之后不久開始引起人們的注意——很感興趣,因此選擇“現代文學中的存在主義主題”作為我的講座題目。為了提供一些歷史背景,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當作人們在法國存在主義作品中所發現的氛圍和主題的先例著手進行分析。我對這部作品的闡釋源于列夫•舍斯托夫和尼古拉•別爾嘉耶夫,我強調了地下室人的非理性和不道德,因為他不顧自然法則可悲并且挑釁性地堅持他的個人自由,無論自己和他人需要付出什么代價。

不過,我在闡述這種觀點時心存憂慮,認為這還遠遠不夠。它所強調的作品含義沒有問題;但是,還有很多別的東西,對于存在主義解讀來說,它沒有提供任何線索。當我著手整理講義時,我決定對《地下室手記》進行更加徹底的研究,同時調查了解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顯而易見,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起點。這使我閱讀了凡能找到的關于那個時期的所有書籍和文獻,只要是我看得懂的語言,最終,當這一類原始資料的局限性變得越來越明顯時,我開始學習俄語。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發現,在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十九世紀俄國文化的癡迷程度不斷迅速增強的同時,我對存在主義的興趣反而大大減弱了。我放棄了整理講義的計劃,轉而決定寫一本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這是本書及其后續各卷由來已久的寫作起因,它幾乎完全出于偶然——盡管我在動筆時絕沒有打算寫這么大部頭的一本書。

但是,題材本身的引人入勝誘使我一步一步地深入下去。結果我逐漸意識到,假如我想充分闡述我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的話,那就必須大規模地重現他那個時代的社會文化生活環境,然后再在其中描述他。因為,這種看法可以簡單地歸結為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視為對他那個時代主要問題的高度藝術概括,當然,它只是一種個人表達,不過,它是一種比大多數人都更關注自身之外那個世界的個人表達。這并非某種失常的精神狀態的狂熱發泄——我們在西方也常常傾向于這樣認為——那么簡單,而是某種極具天賦的特殊氣質的激情表露。實際上,具體說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的一種方法是,在他將自己的個人困境與肆虐他身為其中一員的那個社會的災難熔為一體的能力中發現它。

我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個人生活的興趣于是受到嚴格限制,因此,任何想在后面的篇章中讀到一部常規傳記的人將會感到非常失望。此類著作已大量存在,而我絲毫無意再為它們增添一部。我簡略敘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個人生活的背景事件,但卻詳細介紹其日常經歷中在我看來具有某種重要關聯性的一些方面——只是對闡釋其作品有幫助的那些方面。因此,我所寫的這本書并不是一部傳記,或者說,即使它是一部傳記,那也只是在某種特定的意義上——因為我不是從生活寫到作品,而是繞道走了另一條路。我的目的在于闡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藝術,這一目的決定了我對細節的選擇以及我的視角。在我看來似乎一向自相矛盾的是,在偏愛個人軼事和私生活細節的一般傳記作品中,被忽略的通常是對于藝術家的人生最重要的那種東西——實際上,被忽略的是他的作品,那才是我們對他感興趣的唯一原因。這樣的敘事也許有助于研究人類的特點,或者有助于研究它所描述的那個時期的社會史,但是,它往往把藝術失落在背景中,充其量也只是將其當作更主要的生活經歷的副產品和附屬物。我采取了與此截然不同的做法,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成為一個附屬于他的藝術思考及其成果的人——在我看來,這種做法將使任何具有創造性的個人的人生更準確地對應其在社會價值體系中的實際地位。

這樣做并不意味著我在藝術與“生活”之間發現了什么不可逾越的鴻溝;但是“生活”這個詞既可以用于食色男女,也可以用于藝術家,后者同樣在思想、精神和意識的層面上生活著。由于這個原因,我寧愿更為詳細地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于其中的社會文化環境,而不是把篇幅用在描寫其日常生活的一般瑣事上。他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正是來源于這一環境,憑借這種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他吸收消化了對其有用的生活經驗并且使之轉化成為他的藝術主題和技巧。我將努力證明,根據這種觀點對其生活進行的探索——探索是在黑格爾稱之為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個時代的“客觀精神”的層面上進行的——可能有助于理解其成就的意義,即使不是完全不同的理解,那么也是應該更加深刻的理解。本書當然不是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新的探討,尤其在最近半個世紀的俄國批評界它不是,而且我還意識到,我從列昂尼德•格羅斯曼、Н.Ф.別利奇科夫、А.С.多利寧和В.Л.科馬羅維奇這些前輩那里獲益匪淺。我試圖立足于他們已經打下的基礎,同時盡量充分利用他們并不總是享有的闡釋的自由。

當然,在構思本書——盡管因為教職要求把主要精力放在其他課題上,我只能斷斷續續地進行——的大約二十年時間里,我對那些曾經鼓勵我在這一項經常讓人想起堂•吉訶德的事業中堅持下去的人心存無盡的感激。遺憾的是,他們當中有一些我要深深感謝的人如今已不在人世: R.P.布萊克默、亞歷山大•夸雷、埃里希•卡勒和H.B.帕克斯。在我灰心喪氣的時候,他們對我的進展所給予的熱情關注無異于強力興奮劑,我永遠不會忘記布萊克默在某個郁悶的時刻寫給我的贊許信;不會忘記亞歷山大面帶微笑作出的評論,他的評論為一個重要問題開辟出一片新天地;不會忘記卡勒讀完一章之后打來的熱情洋溢的電話。帕克斯是一位教師,他啟蒙了我的少年時代,在我成年之后我們兩人成為同事,我希望把這一卷書的手稿獻給他,他從未懷疑過它將完成。

多年來給予我極大幫助的另外幾個人是艾倫•泰特、弗朗西斯•弗格森和哈里•萊文,我從身心兩個方面向他們三人表示感謝,我總是可以信賴他們的友誼。約翰•麥考密克、萊昂內爾•埃布爾、拉爾夫•曼海姆、查爾斯•福斯特、杰克遜•馬修斯、西奧多•韋斯、尤金•古德哈特和戴維•戈爾茨坦是另外幾位與本書的寫作有關的朋友,我從他們那里得到了鼓勵、支持和想法。每次我去法國時,巴黎的喬治•安布羅西諾先生和夫人總是詢問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進展情況,安布羅西諾夫人還把初稿中的幾章譯成法文;這一部分內容在《評論》雜志上發表就是他們努力的結果。我非常感謝他們主動提供的如此熱心的幫助,我還珍惜對他們周圍的那個小圈子討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景的回憶,他們每星期六晚上討論一個哲學話題。皮埃爾•安德萊是我的另一位法國朋友,他好心地為《社會契約》翻譯與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有關的文章和評論,而且對其中的內容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

某個領域的專家對一個未經許可擅自闖入其領地的外來者的努力表示歡迎的情況并不多見。本身不是專業斯拉夫語言文化研究者的我無比幸運地聲明,我受到美國斯拉夫語言學術界的許多成員的歡迎。他們友好地寬容對待我準備工作的不足之處,而且非常樂意傾聽我的想法。他們的忠告經常為我的研究提供了指導,他們的知識總是讓我用來填補我的知識空白。我特別感謝魯弗斯•馬修森多年來的親密友誼以及與他在格里莫、巴黎、紐約和倫敦進行的幾次交談,特別感謝羅伯特•L.杰克遜、羅伯特•貝爾納普、唐納德•范杰以及我的同事克拉倫斯•布朗、維克托•溫特勞布、勒內•韋勒克和維克托•埃爾利赫的支持與鼓勵。我還有幸在普林斯頓遇到格奧爾基•弗洛羅夫斯基神父 ,并從這位仍然在世的最偉大的俄羅斯文化史學家身上感受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遺留下來的某種傳統,弗洛羅夫斯基神父是這種傳統的最后幾位繼承人之一。

理查德•艾爾曼無私地從自己的工作中抽出時間閱讀了定稿的前幾章,并且提出許多被本書采納的修改意見。保羅•茲韋格閱讀了本書較早的一個稿本,他那富有洞察力的批評意見導致對原稿進行了徹底修改;羅伯特•貝爾納普閱讀了同一份原稿,發表了許多富有價值的評論。魯弗斯•馬修森、哈里•萊文、弗朗西斯•弗格森和S.弗雷德里克•斯塔爾閱讀了最終的定稿,向我提出了有益的意見。我衷心感謝他們大家。

多年以來我得到了許多基金會和學術機構的支持。我想感謝古根海姆基金會、博林根基金會和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所提供的資助款項。明尼蘇達大學、羅格斯大學、哈佛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真誠地提供了研究出版資金。上述大學圖書館以及法國東方語言學院斯拉夫問題研究所閱覽室和索邦大學圖書館的工作人員所給予的配合對我完成本書助益良多。

我的打字員海倫•賴特夫人耐心地改正了我的所有錯別字,同時讓我欣慰的是,她覺得書稿內容非常有趣。蓋洛德•布賴諾爾弗森承擔了編制索引的吃力工作,不僅減輕了我的負擔,而且糾正了許多正文中的錯誤。本卷的書名是我的長女克勞丁在從馬爾韋利亞驅車前往桑坦德的漫長旅途中想出來的。我的岳母波萊特•斯特勞斯夫人急不可耐地得到了一個期待已久的幫助校對的機會。在為出版社出版本書做準備的錯綜復雜的過程中,我的編輯波莉•漢福德始終是一位耐心而老練的向導。

我的具有法國血統的數學家妻子在本書逐步成形的過程中認真審閱了每一頁草稿,這使我對概念的嚴謹以及表述的清晰和恰當始終堅持最高的標準。無論本書可能達到什么水平,她付出了與我同樣的勞動;即使是在本書第一卷出版之后,她對我所從事的工作價值的信心仍然是這一計劃進行下去的真正原因。

約瑟夫•弗蘭克

一九七六年二月,巴黎

編輯推薦

一九七六至二零零二,約瑟夫•弗蘭克用二十五年的時間完成的的恢弘壯闊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傳記,被公認為是世界范圍內最權威厚重的陀傳。弗蘭克站在列夫•格羅斯曼、阿•謝•多利寧等前驅學者的肩膀上,并利用英語世界得天獨厚的文學史及傳記撰寫經驗,成就了這部偉大的傳記,它配得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卡拉馬佐夫兄弟》那樣的偉大作品?!斗磁训姆N子》作為開卷之作,基本奠定了整部傳記的主旨、原則、調性和深度。弗蘭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為種子,在萌芽,在演變,雖然即將經受磨難的考驗……

精彩預覽

第一章 序 幕

亞歷山大一世統治的最后幾年在俄國歷史上是一個混亂、動蕩、黑暗的時期。由于一場反對其父保羅一世——他對國家的治理越來越反復無常、失去理性,以致他的廷臣懷疑他瘋了——的宮廷政變,亞歷山大登上了沙皇的寶座。這場政變至少是在亞歷山大的默許之下進行的,父親被殺以后,他的登基最初在俄國社會開明人士的小圈子里喚起了自由化改革的希望。亞歷山大的祖母葉卡捷琳娜大帝為其精心挑選的私人教師是一位名叫拉阿爾普的持進步自由主義觀點的瑞士人。這位啟蒙運動的堅定支持者用共和甚至民主思想深深地影響了他的皇家弟子;因此,在其統治初期,亞歷山大把一幫與他一樣具有改革思想的年輕貴族聚集在身邊。他們做了大量工作為重大的社會改革制訂方案,例如廢除農奴制以及授予全體人民個人公民權。不過,由于當時的大戲——拿破侖作為一個世界征服者的崛起——正在歐洲舞臺上演出,亞歷山大的注意力很快就從國內事務轉向了國外。先是與拿破侖結盟,然后成為他的死敵,亞歷山大一世率領俄國人民掀起了高漲的民族熱潮,結果,他們打敗了法國大軍及其在此之前戰無不勝的那位統帥。

打敗拿破侖的勝利把俄國軍隊帶到了大西洋沿岸,軍官和士兵(大多數士兵是農奴)全都流露出想與相對自由舒適的西歐生活長期保持接觸的愿望。人們預料,作為對其臣民忠心的回報,亞歷山大將會采取某種與其早期計劃一致的引人注目之舉,開始進行因應對拿破侖的威脅而被擱置的社會改革。但是,時光的流逝及其所經歷的重大事件已經使亞歷山大不同以往。后拿破侖時代初期盛行的宗教神秘主義和非理性主義對他的影響越來越大。一八二〇至一八二五年這一時期的特點不是改革,而是保守勢力的壯大以及對所有在俄國公開進行宣傳的自由思想和傾向的鎮壓。

與此同時,秘密團體開始在俄國軍官團最杰出、最有教養的精英當中形成。這些團體聚集了一些最顯赫的貴族家庭的后裔,他們因為難以忍受亞歷山大的拖拖拉拉并且渴望按照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改造俄國而組織起來。一些團體目的溫和,另一些則比較激進;但是他們都對亞歷山大顯然放棄了成為一名社會改革者的早年愿望和抱負表示不滿。一八二五年十一月亞歷山大突然去世;一個月后,秘密團體利用這個機會在尼古拉一世加冕之際發動了一場令人同情的武裝暴動,堅持八個小時之后暴動失敗,史稱十二月起義。關于這一事件有一個不足為信的傳說,得到通知要他們高呼“君士坦丁和憲法”(君士坦丁是尼古拉的哥哥,他放棄了皇位并且享有自由主義者的名聲)的暴動士兵以為第二個名詞——它在俄語中是陰性的——指的是君士坦丁的妻子。在俄語中,“憲法”(конституция)一詞與君士坦丁娜發音接近。無論它是真的或者只是一段笑談,這一傳說突顯了那些貴族反叛者的孤立狀態;因此,新沙皇只用幾顆葡萄彈——葡萄彈(grapeshot)是十八世紀廣泛使用的一種炮彈,由許多小圓球(通常為鐵丸)組成,主要用作殺傷武器。典型的葡萄彈是用鐵箍把三個鐵丸固定在一起,再用鑄鐵片和中心連桿把這些固定件排成三層,這樣組裝而成的炮彈形似一串葡萄而得名。炮彈射出后,組件爆裂,鐵丸在飛行中四散飛行,像獵槍子彈那樣形成殺傷力。便輕而易舉地鎮壓了他們的革命,他將五名起義領導人判處絞刑,判處另外三十一人終生流放西伯利亞。就這樣,尼古拉一世把這些新生的俄國知識分子作為第一批入選者提供給了剛剛書寫的新的殉道史,他們很快就將取代東正教的那些圣徒。

就在俄國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發生的前幾年,一八二一年十月三日,費奧多爾•米哈伊洛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莫斯科出生了;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出生日期,《不列顛百科全書》、《美國百科全書》和《梅利亞姆韋伯斯特文學百科全書》以及維基百科均采用“公歷一八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俄歷一八二一年十月三十日)。當然,當時年齡太小,他不可能對這場不幸的暴動及其悲劇性后果有什么認識。然而命中注定的是,這些事件仍然將以最密切的方式與他的生活交織在一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成長于其中的那個社會深受十二月起義的影響,籠罩在尼古拉一世為確保類似事件不再發生而營造的警察國家的恐怖氣氛中。后來,在他本人流放西伯利亞期間,陀思妥耶夫斯基還將遇見幸存的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和家人,她們竭盡全力設法減輕新來的“不幸者”的痛苦。這些女人自愿跟隨她們的丈夫來到西伯利亞;她們的無私奉獻和不懈努力緩和了命運對于新一代政治流亡者的打擊,使其成為所有否認自由意志存在、否認道德英雄主義和自我犧牲價值的理論的活生生的反例。

最重要的是,十二月起義標志著俄國知識分子與至高無上的專制君權之間漫長而殊死的決斗拉開了序幕,這場決斗決定了俄國歷史和文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生活的那個時代的進程。它超越了俄國知識分子內在的道德和精神危機——超越了他們的自我異化,超越了他們對賴以建立自己生活新的價值觀念的絕望探索——以致在亞歷山大一世統治末期出生于莫斯科的這個小男孩有朝一日將會寫出他那些偉大的小說。

第二章 家 庭

在十九世紀前半期所有偉大的俄羅斯作家——普希金、萊蒙托夫、果戈理、赫爾岑、屠格涅夫、托爾斯泰、涅克拉索夫——中,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出身于擁有土地的貴族鄉紳家庭。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對他本人作為一名作家所采取的立場產生了影響。像他晚年常做的那樣,在把自己與其偉大的競爭者托爾斯泰進行對比時,陀思妥耶夫斯基將后者所寫的東西定義為一個“歷史學家”而不是小說家的作品。因為在他看來,托爾斯泰描寫的是“長期定居于莫斯科的那些平靜、穩定的中上層地主家庭”的生活。在十九世紀,這種生活及其牢固不變的文化傳統和道德社會準則只適用于“少數”俄羅斯人;它是“生活當中的例外”。另一方面,大多數人過的則是一種混亂不堪的生活,道德紊亂,社會秩序持續動蕩,過去的所有傳統不斷遭到破壞。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自己的作品是與混亂的現實進行搏斗的一種嘗試,而托爾斯泰的《童年》、《少年》、《青年》和《戰爭與和平》(這是他明確想到的幾本書)則是虔誠地試圖把正在逐漸消失并且注定將會滅絕的美妙貴族生活放進神龕供后人膜拜。(即使是在描寫十九世紀中期開始對貴族造成損害的某種道德動搖——這種動搖的后果可以在契訶夫的戲劇中看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托爾斯泰仍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曾有過的同情筆調描繪了貴族的生活。)[1]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作家生涯后期所作的這種自我界定當然體現了他對自己的文學主張多年思考的精華。但是,它也將一道強光返射照向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過去,從而幫助我們發現,早年的生活環境把他訓練成一個記錄者,記錄動蕩和變革的道德后果,記錄俄國傳統生活方式的土崩瓦解。這并不意味著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中有什么類似于我們在其小說中所看到的那種“道德紊亂”,盡管許許多多傳記作家試圖使我們相信這一點。關于他肯定親身經受過他施加在其各種各樣少年人物——尤其是《少年》的年輕主人公——身上的種種欺凌和侮辱的假設可以讓人想起那個早已被證偽的實證主義假說: 文學只可能是作家本人生活的文字部分。雖然以這種攝影式的邏輯判斷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與作品的關系并不合理,但是,關于這一關系的一種不那么死板的觀點卻不應不被我們予以考慮;小時候,他在家里肯定能夠感覺到的某種統一的社會傳統的缺失造就了他豐富的想象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庭背景帶有俄羅斯新舊生活方式沖突的明顯印記;我們可以由此看出某種與社會地位有關的令人痛苦的不穩定狀態,這有助于解釋他對社會不平等給人造成的心靈創傷的深刻理解。

在父親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族原先屬于立陶宛的一個貴族世家,其姓氏來自十六世紀某位祖先得到的一個小村莊(平斯克地區的陀思妥耶沃村)。從那時起,陀思妥耶夫斯基這個姓氏經常出現在俄羅斯西南部那些混亂的邊境省份的地方志上。這個地區是好斗的民族和宗教(俄羅斯的東正教和波蘭的天主教)之間沖突不斷的地區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族的不同分支為雙方而戰。盡管如此,信仰東正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族仍然在困難時期逐漸衰落,成為社會底層的還俗修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曾祖父是烏克蘭布拉茨拉瓦鎮東儀天主教會的大司祭;他的祖父是同一個教會的祭司;他的父親出生在這個鎮子上。作為天主教的耶穌會士在主要信仰東正教的當地農民中間用以改變人們宗教信仰的手段,東儀天主教派是一種折中產物: 東儀天主教徒繼續舉行東正教的儀式,但是承認羅馬教皇至高無上的權威。陀思妥耶夫斯基對耶穌會士走火入魔般的恐懼——他認為他們可以為了獲取控制人們靈魂的力量而采取任何邪惡的手段——最初也許是因為受到關于其祖先教義的一些議論的刺激。

由于俄羅斯的還俗修士形成的不是一個階層而是一種職業或行業,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親命中注定要與他的父親成為同行。但是,十五歲從神學院畢業之后,他悄悄離家出走去了莫斯科,并于一八〇九年在那里成功地被帝國外科醫學院錄取。一八一二年莫斯科戰役期間,他被分配到莫斯科的一家醫院工作,作為一名軍醫,他在不同的崗位繼續服役到一八二一年,那一年,他接受了當時在莫斯科市郊為窮人設立的瑪利亞醫院的一個職位。在為國效力的過程中,他仕途平坦,即使不算輝煌;一八二八年四月,在“由于特別熱心的服務”榮獲圣安娜三級勛章之后[2],他晉升到專業委員會顧問的級別。這使他在俄國官方的等級制度中擁有了合法的貴族身份;于是,他趕緊提出了享有貴族特權的要求。一八二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他將自己及兩個兒子——分別為八歲和七歲的米哈伊爾和費奧多爾——的名字登記在莫斯科的世襲貴族名冊上。

就這樣,陀思妥耶夫斯基醫生憑借堅定的決心和執著的追求取得了成功,他通過自己的努力出人頭地,從被人看不起的神職人員階層爬到了文職官員的位置上,成為學有所成的專業人員和貴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弟弟安德烈的回憶錄是我們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年生活唯一可靠的資料來源,它清楚地寫道,孩子們被告知,這是一個古老的貴族世家,因此,他們認為父親最近的晉升只是公正地恢復了他們家的合法地位。安德烈打趣地說,父親沒有更早地對貴族身份提出要求的原因是收集必要的文件花錢太多。[3]顯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認為他們屬于古老的貴族而不是彼得大帝新近冊封的公職人員貴族——他們的父親實際上只不過剛剛進入這個階層。但是,他們實際的社會地位與這種自吹自擂的形象大相徑庭。

醫生在俄國是一個體面的職業但不是特別受人尊敬;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醫生的薪水僅僅夠用,不得不靠私人行醫予以貼補。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住在醫院的一幢狹窄、擁擠的公寓里,居住空間始終是個棘手的問題。米哈伊爾和費奧多爾住在一間用隔板與客廳隔開的沒有窗戶的隔間里;大女兒瓦爾瓦拉睡在起居室的沙發上;較小的孩子晚上則睡在父母的臥室里。的確,如同安德烈以羨慕的口氣特別提到的那樣,他們家有六個仆人(一個馬車夫,一個所謂男仆,一個廚子,一個女仆,一個洗衣女工,一個看小孩的保姆);然而,這不應被當作富裕的象征。從安德烈對“男仆”——實際上是個看門人——的說明中我們發現,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很想裝出符合貴族生活方式的闊氣樣子??撮T人的工作是給冬天取暖的爐子劈柴燒火,還要去距醫院兩俄里一俄里約合一點〇六七公里。的一個噴泉擔來燒茶用的水;而當瑪麗婭•費奧多羅芙娜步行進城時,他則穿上仆人的制服,頭戴一頂三角帽,神氣活現地跟在夫人身后。當她在沒有醫生陪同的情況下乘坐馬車進城時,制服還會再次出現,“男仆”令人印象深刻地站在馬車后面的踏板上?!澳莻€年代,這在莫斯科的禮儀中是不能破壞的規矩,”安德烈嘲諷地寫道。[4]當《雙重人格》中的戈利亞德金為他的赤腳仆人彼得魯什卡租了一輛馬車和一套制服以提高自己在世人眼中的社會地位時,陀思妥耶夫斯基肯定想起了這種規矩以及父母對于規矩的恪守。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如此渴望以一種其實際收入根本負擔不起的方式生活,然而,貴族身份帶給他們的虛榮令人苦惱地與他們真正的社會地位并不相符。陀思妥耶夫斯基將來會把出身于最上層統治階級家庭(即使是私生子)的亞歷山大•赫爾岑與批評家維薩里昂•別林斯基進行比較,后者“根本不是一個貴族!不是?。。ㄌ熘浪錾碛谑裁慈思?!他父親好像是個軍醫)”。[5]當然,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是;因此,這一番話表明,他必須學會清醒地認識家庭狀況的現實。盡管他們擁有貴族應得的合法權利,陀思妥耶夫斯基醫生及其子女卻從未享受過他們認為憑借祖先的貴族血統應該得到的尊重。陀思妥耶夫斯基后來將在他的作品中描寫這種過去的貴族,不是以諷刺的筆調,就是以俄國社會現實中尚未出現的道德“楷?!钡男问健辽倜肥步鸸舻那闆r是這樣。他在《少年》中暗示了具有“民主思想”的貴族精英的存在,那應該“集合了真實和文學意義上而非過去人們常說的那種特權階層意義上的最杰出人士”。(8∶186)像父親一樣,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把“貴族”地位看得很重;但是,他向往的是擺脫了勢利、富有、等級優越感等等特征的貴族,這些特征實際上排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恢復其在貴族階層中的地位的可能性。

一八一九年就職于莫斯科的一家醫院時,三十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醫生肯定跟某個同事說起過他正在物色合適的新娘,因為當時他被介紹給了費奧多爾•季莫費耶維奇•涅恰耶夫一家。涅恰耶夫是一個富有的莫斯科商人,他有個十九歲的女兒瑪麗婭•費奧多羅芙娜。那個時代的婚姻不時興順其自然或自己做主,尤其是在商人階層。經女方父母允許,陀思妥耶夫斯基醫生得以在教堂里遠遠看了未來的新娘一眼,同意訂婚之后他受到邀請與她見面;介紹給姑娘是同意的表示,而未來的新娘對于這樁婚姻并沒有發表任何意見。一八四〇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小他一歲的妹妹瓦爾瓦拉被她的娘家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嫁了出去。陀思妥耶夫斯基醫生與其新婚妻子的家庭情況相似,在俄國的社會等級制度中,他們都是以卑微的出身爬上了較高的地位,后者還以具有重視修養和公民精神的家庭傳統而自豪: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母親絕不是典型的商人之家那種沒有教養的女兒。這并不奇怪,她的家庭與陀思妥耶夫斯基醫生應該感到彼此之間非常合適;因此,開始的時候他們的關系真誠友好。不過,別扭很快出現了,在沒有導致公開破裂的情況下,這使兩個家庭之間的氣氛緊張不安。

涅恰耶夫一家頗以其母系方面的一位前輩為自豪。米哈伊爾•費奧多羅維奇•科捷利尼茨基所受的教育足以使他在莫斯科一家專門出版宗教文學書籍的出版社里當校對員,因此,安德烈說,他“與當時(十八世紀末)的所有作家接觸頻繁”。[6]安德烈聲稱,科捷利尼茨基出身于一個貴族家庭;但是即便如此,那也是一個衣著裝束和生活方式尚未歐化的貴族家庭。他的肖像顯示,他身穿俄羅斯式服裝,蓄著長長的胡須,只有神職人員、商人、新教徒(商人和新教徒往往是同一類人)和農民才會蓄這種長須。他的兒子——瑪麗婭•費奧多羅芙娜的舅舅——學醫,最終成為莫斯科大學醫學系的一名教授。這位只在過年過節才能見到的學業有成的舅姥爺被安德烈描繪得栩栩如生,看來,對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孩子們來說,與他們的父親更相像的舅姥爺肯定不像母親家的其他成員那么生分。每年復活節的那一周,他總是會帶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男孩子們去逛他家小木屋對面空地上的集市,那里有人玩雜耍、變戲法、演木偶戲,還有狗熊跳舞。

不過,更多地出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生地平線上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家的其他成員,那都是一些商人背景依舊根深蒂固的人。他們的外祖父每星期四來吃晚飯,孩子們熱切地盼著他到訪,因為他總是給他們帶一些糖果來。他固定不變地穿著同樣的茶色舊式長大衣,扣眼上用綬帶懸掛著一枚圣安娜勛章,勛章上刻著:“不是我們,不是為了我們,而是以你的名義!”[7]這枚勛章成為一種象征,象征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后代與自己祖國的英雄歷史息息相關的家族傳統。

他們的母親經常給孩子們講一八一二年拿破侖入侵莫斯科的事情,當時,在拿破侖率領大軍到達前后的某一天,她們一家逃離了這座城市。他們乘坐馬車渡河時發生了意外,全家差點被淹死;雖然他們死里逃生,家里的財物卻喪失殆盡。外祖父將他的資金全部兌換成銀行匯票隨身帶著,落水浸泡使這些票據一文不值。盡管如此,回到莫斯科以后,他堅持償付所有債務直到用盡最后一個盧布。毫無疑問,正是這一段往事讓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聽到拿破侖這個令人敬畏的名字;但是人們并不知道他對外祖父的誠信商人形象究竟敬佩到什么程度。正如我們即將看到的那樣,對于一個其想象力正在從卡拉姆津的俄國史 所記述的更加迷人的事件以及俄國和歐洲歷史浪漫小說所描寫的貴族人物身上不斷汲取營養的男孩來說,這種家庭傳說也許不會具有太大的吸引力。無論他們是否誠信,陀思妥耶夫斯基醫生從不鼓勵自己的兒子成為傳頌這種傳說的商人圈子里的一員,尤其是兩個大兒子,他們比小一點的孩子受父親的影響更大。

陀思妥耶夫斯基母親的姐姐亞歷山德拉•費奧多羅芙娜嫁到了一個與自己的家庭非常相似的人家。她的丈夫А.М.庫馬寧出身于商人但卻爬上了官員的位置,擔任過各種不同的職務;他的兩個兄弟曾經擔任莫斯科市長。庫馬寧家是這樣一些商人家庭中的一個:他們的財富使其能在生活的豪華奢侈方面與貴族競爭;安德烈描繪了姨媽前來看望母親的真實場景及其留給孩子們的印象?!安粫r,大概一個月有兩次,安靜的……街道上響起了馬車夫的呼喊聲,‘吁——!吁——!吁——!……’接著,一輛四匹馬拉的雙座馬車駛進瑪利亞醫院的院子,停在我們公寓的大門前面,車后的踏板上站著一名跟班?!保?]如同我們所知,庫馬寧一家非常喜歡炫耀他們的財富;他們住在一幢豪華、寬敞的房子里,前門始終有兩個男仆侍候著(不過,通常只是在有人正式來訪的場合下)。不過,根據判斷,貴族生活的外表對于他們的心態或者習慣幾乎沒有什么影響。安德烈記得,定期順道前來看望母親的庫馬寧姨父總是要一杯放了幾塊方糖的水,等方糖溶化之后用小匙一點一點地喝掉它。這種形象生動地傳達了仍然保留在庫馬寧家生活方式中的某種古老的俄羅斯特征。

最初,兩家之間的關系和諧穩定,陀思妥耶夫斯基醫生還是其連襟的家庭醫生。但是后來,由于某種未知的原因,兩個男人發生了爭吵。兩人互相不說話,直到他們共同的岳父去世,后者臨終時堅持為他們進行了調解。根據他的遺愿達成的和解僅僅維持在表面上。原來的友好關系再也沒有恢復如初,男人們只是在需要禮節性地顯示一下家庭和睦時才會互訪。人們猜測,自尊而敏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醫生對他這位富有的親戚所發表的某些言論或有不滿,

他可能覺得自己在出身和教育兩方面都比連襟更優越。不管怎樣,后來他必須抑制自己的自尊心,有時還不得不懇求連襟的經濟資助——這肯定無助于改善其心理狀況的失衡。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對親戚庫馬寧一家的態度無疑繼續反映了最初他聽父親說過的某種看法,他始終認為他們是只關心錢財的庸俗的人。在得知父親的死訊之后不久寫給米哈伊爾的一封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求米哈伊爾“蔑視那些卑微的小人”(指他們在莫斯科的親戚)[9],他們理解不了高尚的事物;不過,他在離開莫斯科去彼得堡學習以后坐下來寫了一封辭藻華麗的信,對從不與他們通信深表歉意。安德烈說庫馬寧一家非常熱情,而且以一種在他們看來慷慨大方并值得稱道的方式為人處世:他們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照顧陀思妥耶夫斯基醫生幾個年幼的遺孤。盡管很久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將在人生的緊要關頭向他們求助,但是,私下提到他們時他總是帶著一絲輕蔑。原因之一也許是,社會地位不平等所造成的不公對他來說最初就是意識到精神境界低俗的庫馬寧家的富有與自己家拮據的財力之間的巨大反差。難怪后來他對小說人物的命運能有那么深切的體會,與有錢有勢的人相比,他們忍受的與其說是實際生活的貧困,不如說是卑賤的社會地位帶給他們的恥辱!

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生的最初十三年完全是在家里度過的,直到一八三五年他才開始上學。我們究竟了解多少他父母的情況,知道他們所創造的家庭生活是什么樣子的嗎?

陀思妥耶夫斯基總是說他的母親非常親切而且慈祥;回憶錄中的描述顯示,她是一個頗有吸引力的可愛女人。如同我們已經說過的那樣,作為一個商人的女兒,瑪麗婭•費奧多羅芙娜具有不同一般的教養,她也像丈夫一樣從貴族文化中汲取了部分營養——我們將在第五章里面提供更多的細節。二十三歲時一位親戚為她畫的彩色肖像讓我們看到,一張別致的圓臉,寬闊的顴骨,溫和而富有同情心的眼神,在晚禮服的荷葉領襯托下,友善、動人的微笑一點也不顯得拘謹。她在一封信中自稱具有“天生樂觀”的性格;[10]而且,盡管備受家庭生活的重壓之苦,這種天生的樂觀仍在我們所了解的關于她的每一件事情上表現出來。

如果說費奧多爾童年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里充滿了令人愉快的社交生活的歡聲笑語,那是因為瑪麗婭•費奧多羅芙娜深受醫院生活圈子里另外那些夫人的喜愛,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是這個生活圈子的一部分。安德烈列舉了一些人的名字,她們經常上午過來喝咖啡,聊一聊食品價格、最新時裝以及可以買到哪些縫紉所需的布料。每星期天孩子們還期待母親與舅舅舉行即興的吉他演奏會(陀思妥耶夫斯基繼承了母親這種音樂愛好,而且終生都是音樂會的發燒友),母親的這個弟弟也是一位熟練的吉他演奏者。這項深受歡迎的娛樂活動一八三四年終止了,當時這個年輕人被人發現正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一個漂亮女仆發生一段曖昧的關系。在受到姐姐訓斥時,他以粗魯的語言反唇相稽;結果,陀思妥耶夫斯基醫生打了他一記耳光。米哈伊爾•費奧多羅維奇舅舅從此再也沒有登過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門,這件事情當然也不會改善陀思妥耶夫斯基醫生與其莫斯科姻親之間的關系。自那之后,只是晚上父母偶爾外出時,孩子們才能享受一下音樂的樂趣?,旣悑I•費奧多羅芙娜總是關照仆人要讓孩子們玩得高興,于是,仆人便從廚房過來為孩子們唱歌跳舞。

瑪麗婭•費奧多羅芙娜不僅是個親切、慈愛、令人愉快的母親,而且還是家庭事務精力充沛的有效管理者。陀思妥耶夫斯基醫生成為貴族三年以后,他用自己新近獲得的擁有土地的權利購買了一個名叫達羅沃耶的小莊園,距莫斯科大約一百五十俄里;購買是以妻子的名義進行的,這也許表明,購買莊園的錢來自她的娘家。一年后,因地界劃分與一個鄰居發生了爭吵,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急忙買下了毗鄰的一塊名叫切列莫什尼亞村的土地——這次購買讓他們背上了沉重的債務。在醫生看來,獲得一塊包括農奴在內的土地無疑具有明顯的商業意義;而且這也是一個可以讓家人在鄉間度夏的地方。不過,在這些想法的背后,他可能還希望為自己成為擁有土地的貴族的夢想帶來某種具體的社會體現。盡管如此,每年春天到鄉下監督耕作的卻是瑪麗婭•費奧多羅芙娜;醫生本人只能離開醫院匆匆前往巡視一番。

陀思妥耶夫斯基莊園坐落在貧瘠的耕地上,它甚至不能為牲畜提供足夠的飼料,給居住于此的農民帶來的只是悲慘的生活;但是,只要由瑪麗婭•費奧多羅芙娜來掌管,情況就不會繼續惡化。第一年夏天,她利用一個溝渠網把附近的泉水引進一個大池塘,然后她在池塘里放養了丈夫從莫斯科運來的魚。農民可以更方便地給牲口飲水,孩子們可以釣魚玩耍,食物供應也增加了。她還是一個富有人情味和同情心的地主,初春時節為了播種她把谷物分給那些自己沒有種子的最貧困的農民,即使這被認為是鼓勵懶惰和莊園管理的失策。她所奉行的行為準則與嚴厲或苛刻背道而馳,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醫生多次在信中斥責她不夠嚴厲。幾乎過了一百年之后(一九二五年),關于她寬厚與同情的傳說仍然在達羅沃耶農民的后代中間流傳。[11]毫無疑問,正是從瑪麗婭•費奧多羅芙娜身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看到了對不幸和貧困的同情,對于他的作品來說,這一點至關重要。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親米哈伊爾•安德烈耶維奇在性格方面與妻子形成鮮明對照。他的肖像顯示他天生相貌英俊,盡管帶有粗獷憂郁的特征。他身穿制服,高高的金飾立領限制了頭部的活動,這使他的表情顯得僵硬,幾乎完全看不出臉上的微笑;與其說這種僵硬的表情流露出一絲和善,不如說它更多地反映了這個男人的性格特征。由于圍繞著米哈伊爾•安德烈耶維奇這個人物流傳著那么多的傳說,因此,要想獲得任何對他來說公允合理的印象似乎都是困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女兒柳鮑芙將其祖父與費奧多爾•帕夫洛維奇•卡拉馬佐夫所進行的膚淺對比極大地損害了他的形象?!拔乙恢闭J為,”她寫道,“當陀思妥耶夫斯基創造老卡拉馬佐夫這個人物時,他腦子里想的是他父親?!保?2]不錯,她在幾句話之后對這一判斷作了限制性的說明:“顯然,我的祖父與老卡拉馬佐夫的這種相似只不過是我個人的推測,對此沒有文件證明?!钡?,這句限制性的說明很少被人引用,也沒有妨礙注釋者——其中首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熱烈歡迎因其兒子可惡的充滿魅力的小說創作而對陀思妥耶夫斯基醫生作出的這種身份鑒定。這逐漸成為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醫生的習慣性夸張和歪曲,根本不管可以了解到的事實是什么,結果,對他的描述與為他假設的另一個我完全吻合。陀思妥耶夫斯基醫生是一個有許多缺點的人;但是必須特別強調指出,他一點也不像卡拉馬佐夫家那個玩世不恭、放蕩成性的家長。他是一個工作努力的執業醫生,他的能力得到上司的高度贊賞,以致當他決定退休時,為了改變他的想法,上司表示愿意大幅度提升他的職位(這使經常被人反復提起的關于他是一個顯而易見的酒鬼的說法變得非??梢桑?;他還是一個忠實的丈夫,負責的父親和虔誠的基督徒。這些品質并沒有使他成為一個討人喜歡或者具有吸引力的人;但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成長環境形成的過程中,醫生的優點與他的缺點一樣重要。

首先,陀思妥耶夫斯基醫生忍受著某種神經痛苦的折磨,這嚴重地影響了他的性格和情緒。惡劣的天氣總是使他劇烈頭痛,從而導致情緒低落,憂郁煩悶;天氣轉好減輕了他的痛苦,也使生活的前景充滿了光明。很難說這種神經衰弱是不是癲癇的輕微癥狀;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后來曾經探究過類似的氣候變化對他自己的癲癇發作的影響。即使陀思妥耶夫斯基醫生確如安德烈•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承認的那樣“非常嚴厲和煩躁,尤其是特別容易發火”[13],那也可以歸因于身體不適所導致的持續的神經極度緊張狀態。繼承了父親性格這一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以后的生活中經常抱怨自己對神經質束手無策,因此他也容易情緒失控發脾氣。

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醫生成為一個郁郁寡歡的人,他的種種抑郁癥患者傾向影響到生活的各個方面。它們使他猜忌多疑,感覺不到職業或者家庭的快樂。他懷疑家里的仆人偷懶騙錢,以一種古怪奇特的眼光監視他們;通常他也以這種眼光看待世界。他認為自己在醫院一直受到不公平的對待,他的勞動沒得到回報,他的上司卻坐享其成。盡管這些猜疑可能有些事實依據,他的耿耿于懷仍然與它們的實際重要性極不相稱。他與庫馬寧家的關系也是煩惱不斷的一個根源,因為,沒有內心安寧的堅強人格,他的自尊只不過使他在感到自卑時心中充滿無能為力的痛苦。他在一封信中寫道,他不愿去看望當時住在庫馬寧家的女兒瓦爾瓦拉,因為他覺得自己去那里會讓親戚“感到厭煩”。[14]對于社會交往的極度敏感是父親遺傳給兒子的另一種品質;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許多人物將會因為看到別人眼中映出的他們自己令人不悅的形象而備受折磨。

在困境中支持米哈伊爾•安德烈耶維奇的首先是妻子慷慨而無盡的愛,綜合各方面的情況來看,妻子的愛使他得以過上一種還算成功的正常生活。但是,在他內心最陰郁的時刻,在似乎得不到任何塵世的幫助時,他把對自身美德和正直的信心當作自己的避難所,以堅信在面對充滿敵意或冷漠的世界時上帝站在他這一邊來保護自己?!霸谀箍?,”他從鄉下回來之后寫信對妻子說,“我發現等待我的只有不幸和煩惱;我坐下來雙手抱頭冥思苦想,心中充滿了悲傷,沒有地方可以傾訴,更不用說有誰可以分擔我的悲傷了;但是,上帝將會因為我的苦難而審判他們?!保?5]這種對于他是上帝所選之一的令人吃驚的信念,這種對于他在上帝所選之中的不可動搖的自信恰恰構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醫生人生的核心。正因為如此他才在道德方面那么自信并以法利賽人法利賽人是猶太教的一派,主張遵守口傳律法,嚴格律己,篤信教義。但也有人指責法利賽人拘泥于律法的詞句而忽視其精神,因此“法利賽人”有時也被當作偽善者的代名詞。自居,那么不能容忍哪怕是最微小的錯誤,那么相信只有完全服從家人以及自己的所有愿望才能使他為他們付出的辛勞得到酬報。毫無疑問,當陀思妥耶夫斯基后來感到這種貌似圣潔的德行令人無法忍受因此強調愛和寬恕而不是嚴厲譴責他們的罪過對于罪人的重要性時,這是因為作為孩子,他曾深受父親那一套讓人難以適從的道德準則之苦;同時,他也從內心深處感謝母親對基督教信仰之義務的更加溫和、更為寬容的看法。

不過,人們應當避免使用過于陰暗的色彩描繪陀思妥耶夫斯基醫生的形象。因為,雖然他使自己的家人為了他的美德在精神上付出沉重的代價,但是,這些美德在他們日常生活中確實存在。正如我們很快將會更為詳細地看到的那樣,陀思妥耶夫斯基醫生是一個非常盡職的父親,他把非同一般的大量時間用于親自教育孩子。就其家人而言,他既不嚴厲,也不殘忍,沒有對他們實施過任何野蠻的肉體傷害。十九世紀初期,肉體懲罰作為灌輸紀律觀念的一種必不可少的手段得到認可,因此,在俄國,鞭笞責打孩子和下人理所當然地為人們所接受。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醫生雖然煩躁易怒,可他從來沒有打過孩子;他們擔心受到的唯一懲罰是口頭訓斥——有時的確很嚴厲,但比挨打輕得多。盡管陀思妥耶夫斯基醫生根本不會打孩子,不過,正是為了避免這樣做,他把孩子全都送到私立學校而不是公辦學校去念書。甚至在兩個大兒子去軍事學校學習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醫生仍然繼續掛念他們,因此,當兒子忘記寫信時,他還不斷詢問他們的福利狀況以及其他方面的情況。

如果我們忽略陀思妥耶夫斯基醫生的個性而僅僅注意其履行家長責任的方式,那么,我們就能理解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后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經發表過的一段評論,當時他對俄國家庭解體的問題最為關心,認為自己能夠看清身邊所發生的一切?;叵肫鹱约旱募彝ド?,陀思妥耶夫斯基顯然認為那恰恰與現實中的“偶合家庭”截然相反,他對弟弟安德烈說,他們的父母是“杰出的人”。如果他們活在當下而不是十九世紀初期,他斷言,他們依然應當享有同樣的名譽。他接著說道:“這樣的家人,這樣的父親……兄弟,我們自己根本做不到!”[16]這一番話僅僅代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其父親關系的一個方面;不過,它們是一種贊揚,在一個不偏不倚的觀察者看來,這種贊揚并非沒有事實依據。

盡管他們的性格不同,人們仍然有理由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醫生和他的妻子是一對忠實恩愛的夫妻。他們二十年的婚姻生活建立了一個有八個子女(雙胞胎女兒中的一個出生幾天就夭折了)的家庭;不帶偏見地閱讀他們的往來信件之后,沒有人還會懷疑他們深深地依戀著對方?!霸僖?,我的心肝,我的小鴿子,我的幸福,我生命中的快樂,吻你吻到我喘不過氣。替我親吻孩子們?!保?7]這是結婚十四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醫生寫給瑪麗婭•費奧多羅芙娜的;雖然必須考慮到當時流行的浮夸矯飾的修辭方式,這些話似乎也遠遠超出了常規可能要求的程度?,旣悑I•費奧多羅芙娜同樣慷慨地表示了自己的愛意?!翱靵磉@里,我親愛的,”她從達羅沃耶寫道,“來吧,我的天使,我唯一的愿望是要你來看我,你知道,對我來說這是最美妙的休假,你與我在一起是我生活中的最大快樂?!保?8]

“就我所能回想起來的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八七三年寫道,“我記得父母讓我看到的愛情?!保?9]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描寫了那么多貧窮、不幸、被人遺棄和冷酷無情的孩子,以致出現一種不可避免的傾向,認定他自己的童年具有類似的經歷,盡管他曾明確否認。然而,父母的信件不容置疑地證明,他的回憶沒有進行任何粉飾。它們反映了一個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和睦家庭的形象,在這個家庭里,關心孩子在父母的心目中占據著突出的位置。以最嚴肅的態度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家庭生活并且編輯出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父母書信集的蘇聯學者В.С.涅恰耶娃評論說,“看來毋庸置疑的是,米哈伊爾•安德烈耶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充滿了他對家庭的真誠奉獻,對妻子的愛以及對孩子們的關心。在他的感情表達中看不出任何做作和虛假——實際上,這些信以滿腔的真誠表達了米哈伊爾•安德烈耶維奇內心關愛的根本意義和內容?!保?0]妻子的信同樣真誠甚至更熱情,它們為陀思妥耶夫斯基醫生嚴厲的家長責任感增添了溫暖和柔情。

不過,這些信件還泄露了某種隱秘的不幸,它暗中損害著這一段貌似楷模的婚姻。陀思妥耶夫斯基醫生的情緒波動非常嚴重,他對世事的猜忌和多疑有時達到病態的程度,以致他強烈嫉妒妻子并且懷疑她不忠。一八三五年,當他得知妻子懷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小的妹妹亞歷山德拉時,這種事情發生了。妻子懷孕顯然讓他感到意外。安德烈回憶說,當時,在母親對父親說了點什么之后,他看見母親因父親的吃驚和惱怒開始歇斯底里地哭個不停。他解釋說,這可能是母親宣布自己懷孕引起的;但是他想當然地認為,父親的不快只是因為即將迎來一個多余的家庭新成員。然而,父母的通信表明,盡管沒有直接提出責難,對妻子忠貞的懷疑仍然使陀思妥耶夫斯基醫生痛苦不堪。根據長期的經驗,瑪麗婭•費奧多羅芙娜可以通過丈夫信中煩躁不安的語氣及其極度低落的情緒覺察出他的心態?!拔业呐笥?,”她寫道,“認真考慮了所有這一切之后,我想知道你是不是因為不公正地懷疑我對你不忠而苦惱,這種懷疑對于我們兩人來說都很要命?!保?1]

她用一種富于說服力和表現力的文字否認自己有任何不道德的行為,就連她的二兒子都有可能羨慕不已;如果文學天賦可以遺傳的話,那么,我們不必深入考察就能發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學天賦是從哪里獲得的?!拔野l誓,”她寫道,“……我現在第七次懷孕了,這是我們之間愛情最牢固的紐帶,在我這方面,從我們結婚那一天起,它就是一種純潔、神圣、無邪、熱烈而且始終不渝的愛情?!碑斔鞒鲆韵陆忉寱r,還產生了某種尊貴的美感: 她以前從沒有重申過自己的結婚誓言,“因為,發誓說我在我們十六年的婚姻生活中忠貞不渝是貶低自己,我為此感到羞恥”。[22]陀思妥耶夫斯基醫生仍然固執于自己陰暗的想象,甚至指責她為了避免返回莫斯科,故意推遲離開鄉下的時間,直到旅行要冒流產的風險為止。作為答復,她悲傷地寫道,“時光流逝而去,臉上布滿皺紋和辛酸;天生快樂的性格變成了悲哀的憂愁,這是我的命運,這是對我熱烈、無邪的愛情的回報;如果不是良心的清白和對上帝的希望支撐著我,我的日子的確快要到頭了?!保?3]

人們可能輕易地推測,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人的生活將會因為此類情況反復出現而被弄得四分五裂并且經常遭遇情緒上的波動。然而,根據判斷,似乎并未發生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什么事情。令人吃驚的是,正是在我們所引用的書信中,當時的日常生活像以前一樣平靜地進行。關于莊園事務的信息通過書信傳遞著,在莫斯科的幾個大孩子附上通常寫給母親的信末寄語;例行的家庭事務全都沒有中斷運行;在互相指責的過程中,父母雙方也沒有停止向對方保證永恒的愛情和忠誠。的確,難以估計此類事件所造成的混亂究竟有多么嚴重;這一次似乎很快度過了危機。陀思妥耶夫斯基醫生七月去了鄉下,亞歷山德拉出生時他在場,接著,八月返回莫斯科之后,他充滿深情地寫信對妻子說:“相信我,讀著你的來信,我首先含淚感謝了上帝,然后我感謝了你,親愛的?!覠o數次地吻你的手,祈求上帝為了我們的幸福讓你保持身體健康?!保?4]他對一個月前兩人之間的緊張關系只字未提;看來,瑪麗婭•費奧多羅芙娜的安慰和愛情產生了奇效。因此,當我們試圖僅僅根據手頭擁有的寥寥幾封書信判斷陀思妥耶夫斯基家庭生活的正常氣氛時,應當特別小心謹慎,在這些書信所反映的那幾段時間里,孤獨憂思的米哈伊爾•安德烈耶維奇可能處于最差狀態。

另外,根據我們對這對夫妻性格的了解,暗藏在他們婚姻生活中的緊張關系并不一定總會以不適當的方式爆發出來。如果說安德烈在六十年后仍然如此清晰地記得母親的一次哭泣的話,那可能是因為父母之間如此極端的情緒表露極為罕見。對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來說,向外界展示知書達禮和優雅貴族的形象比什么都重要;無法想象在狹窄的公寓里,他們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后來在他的小說中經常描寫的那樣與做飯的家仆或醫院周圍居住的人家大吵大鬧,惡語傷人。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醫生與妻子的關系變得緊張起來,他可能時而面色嚴峻、令人不安地沉默不語,時而沒完沒了地對日常生活瑣事吹毛求疵。在亞歷山德拉那件事上他不愿意把話說明可以認為具有代表性;而當瑪麗婭•費奧多羅芙娜直截了當地把問題指出來時,他則指責她這么直接地給他寫信可能會把他們的家庭秘密暴露給一些好事之徒。掩飾和隱瞞的念頭顯而易見,肯定也對他自己的行為產生了影響。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成長于其中的那個家庭的特征更可能是有條有理、安分守己、墨守成規以及表面看上去的家庭平靜,而不是半個世紀之后讓他全神貫注的那種家庭混亂。

但是,依我之見,盡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寫的家庭生活與他本人的童年之間簡單地劃上等號并不合理,兩者也不能被理所當然地完全分開。我們幾乎不能懷疑這個富有天賦和洞察力的男孩將會逐漸意識到潛藏在其早年平靜生活下面的壓力,也不能懷疑他將——因為不斷地在親密與疏遠之間經歷極端的情感波動——逐漸感受到暗中的緊張和對立所造成的困擾。對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家庭生活從來都不是平靜安寧和無憂無慮的,他不認為有什么事情理所當然地可以直接拿來作為小說的主題;它始終是一個戰場和一場意志的斗爭,正如他最初從父母的私密生活中學會感知的那樣。另外,對于一個男孩和一個注定因其對錯綜復雜的人類心理的理解力而聞名的年輕人來說,在一個把行為的意義掩飾起來的家庭里長大是一種極好的訓練,在這個家庭里,為了憑借直覺揭示被掩飾起來的意義,他的好奇心受到刺激。人們也許因此可以發現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人格神秘性的深邃判斷力的起因,而且,他在進行探索時總是喜歡從表面開始然后層層向內深入,也就是說是由外及里,意義只是漸漸地才顯露出來。他對通過突如其來的自我懺悔揭示人物性格的偏愛也許可以回溯到父親偶爾發作給他留下的強烈印象,那是正在內心深處涌動翻騰的某種情感的意外宣泄。不過,現在是停止猜測的時候了,接著我們將要轉向可以確定的關于男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內容。

注釋

[1] 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日記》(一八七七年一月號;鮑里斯•布拉索爾英譯,喬治•布拉齊勒出版社,1954),第6頁。我將在需要的地方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日記》的這個譯本,盡管該書還有多個不同的譯本。關于與托爾斯泰的自我比較,另請參閱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少年〉的筆記本》(愛德華•沃肖萊克編輯,維克托•特拉斯英譯,芝加哥和倫敦,1969),第425、544—545頁。

[2] 列昂尼德•格羅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與創作》(莫斯科列寧格勒,1935),第21頁。

[3] А.М.陀思妥耶夫斯基,《回憶錄》(列寧格勒,1930),第17—18頁。

[4] А.多利寧編,《同時代人回憶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兩卷本,莫斯科,1964),第一卷,第44頁。為了方便起見,我將在需要的地方從這本選集中引用安德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憶錄。

[5]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日記》(一八七三年第一期),第6頁。

[6] А.М.陀思妥耶夫斯基,《回憶錄》,第18—19頁。

[7] 多利寧編,《同時代人回憶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卷,第49頁。

[8] 同上,第51頁。

[9] 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書信集》(А.С.多利寧編輯并注釋,四卷本,莫斯科,1928—1959),第二卷,第549頁,一八三九年八月十六日。

[10] В.С.涅恰耶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庭和莊園》(莫斯科,1939),第109頁。

[11] 同上,第5頁。

[12] 艾梅•陀思妥耶夫斯基,《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倫敦,1921),第34—35頁。

[13] 多利寧編,《同時代人回憶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卷,第76頁。

[14] 涅恰耶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庭和莊園》,第90頁。

[15] 同上,第77頁。

[16] 多利寧編,《同時代人回憶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卷,第87頁。

[17] 涅恰耶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庭和莊園》,第81頁。

[18] 同上,第99頁。

[19]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日記》(一八七三年第五十期),第152頁。

[20] 涅恰耶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庭和莊園》,第13頁。

[21] 同上,第106頁。

[22] 同上。

[23] 同上,第109頁。

[24] 同上,第1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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