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編自選集，在我，這是第二次了。前一次是在1995年，那時，我的文字生涯，由初次在《讀書》發表文章起算，將將十年，到現在，則將近三十年了。與之前的十年相比，過去這十七年，除了“馬齒徒增”之外，發表文字的數量遞減也是顯見的，而這后面的原因也很簡單，那就是，寫字的人沒以前那么勤奮了。至于其他方面，可以說，變化不大。同樣的事情，同樣的做法，……現在還發現，編自選集時遇到的問題，要說的話，也都差不多。
翻看十七年前的舊序，覺得要交待的事情，那里都講清楚了。比如關于揀選文章的原則，技術上的難點，應對的辦法，等等。在這些方面，這個自選集并無新意，只不過，積累的文字多了，內容也更形豐富，書即分為兩卷，一卷偏重于法的歷史和理論，另一卷側重于當下的法律與社會。內容上作這樣的安排，并不一定表明有所謂研究上的轉向，不過，比較前后兩部自選集的目錄，尤其是新加入文章的內容，還是可以看出某些變化之跡。只是，此種變化出于自然，而非出于計劃，這也意味著，這種變化，好也罷，不好也罷，并無深意，更沒有預示著何種——如一些可敬的讀者經常以為和期待的那樣——驚人之舉。
與一般編纂文集不同，編自選集就好比作人生總結，不但要交代以往都做了什么，而且隱含自我評價之意。坦白講，我向來不擅此道，而且認為，這就像時下的博士答辯，一律被要求自陳其“獨特貢獻”，根本是不當之事。所以，逢到年終考評，填報表格，我所做的，除去羅列事實，如已經完成和正在進行之事，不復多言。不過，最近一次卻是例外。這一次，涉及某部門管理系統的專家數據庫，被要求填寫的表格備極繁瑣，令人不勝其煩。最后一項 ，“主要業務成就”，尤為可恨。我一向拒絕命題作文，更不用說這樣的題目。想一句話對付過去，又發現其下特別注明“不得少于500字”云云。管理者出此規定，是因為對此等逃避行為早有預見？轉念一想，既如此，何不依其要求，做一篇新式八股？念動之間，煩擾即去，遂“欣然命筆”，擬成五百言：
主要從事法律史及法律社會學等領域之研究，著作八、九種，文章數十篇，主編法學類叢書兩種，編輯社科類書刊一種，組織學術活動逾百；曾游學歐美，講學港臺，足跡至于海外，略為人知。
以讀書為樂，以學術為業，研究涉乎古今，比較及于中西，惟古文不精，西文欠通，學術礙難專精。雖然，每著一書，每撰一文，必苦心孤詣，力求發人所未發。立言不求傳世，但求無愧己心，不負讀者。
嘗追隨法儒孟德斯鳩，以文化闡釋法律，以法律闡釋文化，創為法律之文化解釋。自法學出，然素尚史學之視界廣博，哲學之分析精微，群學之方法貫通，尤喜人類學之觀察細致，反思深刻。治學不拘一格，凡有用之材料，可行之方法，盡皆援用，而少受制于學科界分；重意義世界、俗民生活、自生秩序；運思在史學與哲學之間；慣以解釋立場，求理解之可能。
學重說理，文尚簡約。善傾聽，不因人廢言，唯公是聽，唯理是從。不變于己，無改于人。有所為，有所不為。行事在可為可不為之間。無意于事功，尤不以改造世界為務。入學界數十載，先執教鞭于大學，后專著述于研究院，以發表之文字計，年不過數萬言，若以申領課題之數量論，則一無可陳。惟平生所為，率皆無違乎己心，故亦足自滿也。
所謂自滿，當然不是指“業務成就”。要講“業務”，我可以呈上這兩卷小書，至于它們能否稱得上“成就”，或者，可以算是何種“成就”，那只能由讀者去檢驗和判定了。
治平
2012年7月19日
西山忘言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