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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向遠比較文學三論 比較文學系譜學 王向遠 著
一部从世界比较文学学科角度切入的文学理论史,从系谱学建构角度出发,对比较文学学术思想史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大学问出品
ISBN: 9787559842992

出版時間:2022-02-01

定  價:68.00

責  編:赵艳
所屬板塊: 文学出版

圖書分類: 文学理论

讀者對象: 文化研究者

上架建議: 文艺理论;大中专教材
裝幀: 软精装

開本: 32

字數: 260 (千字)

頁數: 364
圖書簡介

《比較文學系譜學》是比較文學學術思想史的一種簡約形式,是對世界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史總體的、宏觀性的梳理與建構,是從思想史角度對比較文學的學者、學術成果、學科理論的體系化把握,旨在通過學術史的縱向梳理與學派學說的橫向比較,為比較文學概括、歸納、整理出一個理論系統,因而它既是一種學術史,也是關于東西方文學異同比較及其整體關聯的思想史,是從比較文學學科角度切入的文學理論史。

2009年列入《比較文學文庫》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初版,次年重印?,F在對初版予以???,局部做了增補,增加了若干腳注,是為修訂版。

作者簡介

王向遠,1962年生,山東人,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比較文學、東方文學等方面的教學與研究。主要著作有《東方文學史通論》《中國比較文學研究二十年》《源頭活水——日本當代歷史小說與中國歷史文化》《宏觀比較文學講演錄》。

圖書目錄

序(謝天振) / 001

緒 論 / 001

第 1 章 歷史積淀:

古代樸素的文學比較

一、古代歐洲人的國際視野與比較意識 / 021

二、古代阿拉伯人的國際視野與比較意識 / 027

三、古代中國人與印度人的國際視野及比較意識 / 038

四、古代朝鮮人和日本人的國際視野及比較意識 / 047

第 2 章 學科先聲:

近代“比較文學批評”和“世界文學觀”的形成

一、歐洲文藝復興至啟蒙運動時期的比較文學批評 / 065

二、歐洲浪漫主義時代的比較文學批評 / 075

三、近代亞洲的比較文學批評 / 092

四、“世界文學”觀念的形成 / 102

第 3 章 學理基礎:

歷史哲學、文化人類學與比較神話故事學

一、歷史哲學為比較文學提供了理論參照 / 121

二、文化人類學為比較文學奠定了學理基礎 / 137

三、比較神話學是淵源學、主題學研究的最初形態 / 144

四、文化傳播學派及比較故事學開傳播研究之先路 / 152

第 4 章 學科成立:

理論建構與學派形成

一、“學院化”與“比較文學研究”的展開 / 167

二、波斯奈特《比較文學》與學科理論初步建構 / 174

三、維謝洛夫斯基與俄羅斯的“歷史詩學” / 182

四、梵·第根與法國學派學科理論的完成 / 193

第 5 章 學科更新:

美國學派的崛起與學科理論的重構

一、韋勒克對法國學派的挑戰及美國學派的崛起 / 213

二、美國學派的三重突破 / 222

三、艾田伯與法國學派的終結 / 236

四、蘇聯“比較文藝學”的獨特立場 / 243

第 6 章 學術東漸:

日本等亞洲國家的比較文學

一、近代日本對波斯奈特比較文學理論的借鑒 / 257

二、現代日本對法國、美國兩學派理論方法的引入與消化 / 267

三、蒙、韓、印等亞洲其他國家的比較文學及其特色 / 281

第 7 章 跨文化詩學:

中國比較文學及其理論特色

一、20 世紀 80 年代后世界比較文學的重心移至中國 / 291

二、研究方法的新探索 / 298

三、分支學科的理論開拓及研究范式的形成 / 314

四、“跨文化詩學”:中國比較文學的形態與特色 / 328

初版后記 / 336

再版后記 / 341

序言/前言/后記

謝天振

[謝天振(1944—2020),比較文學與翻譯理論家,“譯介學”理論的創始者。]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我與向遠教授的關系有點“奇妙”。我們倆見面暢談的次數極其有限,通信包括電子郵件的往來次數也是屈指可數,但我們的學術研究志趣卻出奇地相投:我對文學翻譯和翻譯文學的思考和探索在他那里得到了強烈的共鳴,并結出極其豐碩的成果,他的《二十世紀中國的日本文學翻譯史》(新版改題《日本文學漢譯史》)、《翻譯文學導論》和《中國文學翻譯九大論爭》等著作,極大地豐富、深化了我對譯介學理論的探討,并從文學史研究與理論建構的角度給予了有力的呼應與支持。而向遠教授對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及學術史的獨具個性的思考和研究,如《比較文學學科新論》《中國比較文學研究二十年》《中國比較文學百年史》《宏觀比較文學講演錄》等著作中的觀點,也一直吸引著我的密切注意,并同樣引發我的共鳴,且令我獲得許多有益的啟迪。

經過近三十年的努力,以“概論”“原理”“教程”為模式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建構與研究,在我國已經相當可觀了,尋求創新點也變得越來越困難。幾年前曾有一家出版社找到我,希望我能單獨撰寫一本《比較文學概論》,我稍一考慮便婉言謝絕,因為當時國內已經出版了數十本比較文學概論類的著作和教材,在這種情況下我再寫一本“概論”,實在沒有必要,特別是我自感沒有本事在寫“概論”時有什么突破和創新。但與此同時,我仍然認為,如果我們不是一窩蜂地去重復編寫那些大同小異的“概論”“教程”之類,而是認真分析學科理論建構與研究方面的缺漏與需要,是可以發現新選題,并有所作為的。當然,具體究竟該如何作為、從哪些方面去作為,我自己還沒有想清楚。

這次收到向遠教授寄來的《比較文學系譜學》書稿的打印稿,接著又收到了該書的電子版修正稿,斷斷續續抽空看完了書稿的全文,感到非常興奮和欣慰。我覺得這樣的書正是我們所期待的選題新穎、有意義有價值的著作,是我們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建設所需要的。近三十年來,我國出版了數以百計、甚至接近上千種比較文學著述,而從系譜學建構的角度對比較文學學術理論史進行如此全面、系統、深入地梳理、整理和研究的著作卻還沒有。在國外,類似的著作我們也未見到?!侗容^文學系譜學》的出現,又一次表明我國學者在比較文學研究及比較文學學術理論研究方面,已經相當程度地超越了對西方學術的追隨與模仿,而站在了世界學術前沿,也顯示了中國學者對世界比較文學學術理論加以總體把握和闡釋的學術責任感。而只有對世界范圍內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思想的來龍去脈有了切實的清晰的把握,我們才可能對比較文學學科的內涵和性質有更深切的了解,才可能明白中國比較文學應如何定向、定位。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比較文學系譜學》一書的學術價值也就不言而喻了。

《比較文學系譜學》中的“系譜學”這個詞,容易使人聯想起??滤f的“系譜學”,但其實向遠教授的這本著作與它沒有直接關系。正如他在本書“后記”里所言,他之所以使用“系譜學”一詞,完全是基于“系譜學”這一漢語語詞本身所能顯示的基本涵義,“也就是對比較文學學術理論史加以系統的梳理、整理與研究的意思”。他還進一步說明:《比較文學系譜學》是要“對比較文學的學術(學科)理論起源、發展、演變加以系統的研究、評述,尋索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發展演進的內在邏輯,對學術理論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重要著述、重要理論觀點與學術現象做出獨特的解讀與闡釋,為比較文學學科建立一個理論譜系,并且在世界比較文學學科發展史的大背景下,對1980年以來的中國比較文學加以定性和定位”?!侗容^文學系譜學》顯然實現了這樣的寫作宗旨。一般而言,通史、通論、概觀性的著作容易流于空泛,但眼前這本《比較文學系譜學》選題范圍雖然很大(世界范圍),理論焦點卻很凝練;時間跨度雖然很長(從古到今),但時段的切分卻很緊湊。向遠教授在剛出版的《宏觀比較文學講演錄》的“前言”曾寫道:“真正有價值的‘宏觀研究’需要大量的‘微觀研究’的支撐,而不能一味玩弄抽象的概念與范疇。更重要的是,真正有價值的宏觀研究決不能因論題宏大而流于泛泛而論,而是一定要有宏觀把握力與理論概括力。這樣的宏觀研究本身就很可能成為富有獨創性的理論形態?!痹诒緯?,也明顯貫穿了這樣的寫作理念。

從縱向的歷史梳理與橫向的比較分析兩個方面看,《比較文學系譜學》都可謂新意迭現,讓人耳目一新。其創新之處,首先在于全書的理論架構。作者以清晰明快、富有新意的結構布局,為讀者提供了一幅比較文學學科理論思想發展史的全景圖。

《比較文學系譜學》對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發展史的階段劃分上,舍棄了此前較多采用的“史前史”“形成史”和“發展史”之類的表述,而分別重新命名為“歷史積淀期”“學科先聲期”和“學科化階段”,這顯然更符合比較文學學術理論自身的實際。全書共分七章,以言簡意賅的詞組,即“歷史積淀”“學科先聲”“學科基礎”“學科成立”“學科更新”“學術東漸”和“跨文化詩學”,分別作為各章名稱的核心詞,并以此統領全書,為讀者勾勒出了一條比較文學學科理論思想從發生、確立、更新、東漸到在中國蓬勃興起的脈絡與系譜。在這一系譜中,“歷史積淀”期的“樸素的文學比較”的發生是錯落的、多起源的,甚至古代亞洲國家的“樸素的文學比較”,較歐洲更為普遍和發達。但到了第二階段,近代歐洲則由于“世界文學”觀念的形成,而較早出現了“比較文學批評”這樣一種形態,成為學科成立的“先聲”。接著是在哲學、史學、文化人類學等相關學科的研究的成果與研究方法影響下,比較文學進入了學術系譜上的第三階段,由“比較文學批評”轉換為“比較文學研究”,從而實現了自身的“學科化”?!氨容^文學研究”在經歷了法國學派與美國學派兩個主要學派的彼此消長之后,“東漸”到了亞洲國家,并在1980年代后的中國開始了新的發展時期,即“跨文化詩學”時期。由此,全書為世界幾千年間的比較文學學術發展與演變的歷史,勾勒出了一個既符合學科歷史的實際、又富有邏輯思辨性的“系譜學”。

在《比較文學系譜學》的每一章中,讀者都可以看到作者在資料選擇運用與理論闡釋上的獨特眼光與見地。例如,在論比較文學的“歷史積淀”期的時候,將古代阿拉伯、古代印度、朝鮮和日本納入論述范圍,是此前的相關著作所未見的。這既反映了比較文學歷史積淀期的實際情形,也有利于糾正以往“西方中心論”的偏頗。而且,經過對古代這些主要民族的“樸素的文學比較”加以比較后,作者指出,越是古代文明中心國,例如古希臘、古印度、中國,比較文學越是淡漠,而文明周邊國家,如日本、朝鮮,還有文明水準本來不高,卻能尊敬與包容先進文化的國家,如阿拉伯帝國,比較文學意識就越強。這顯然是一個有啟發性的新見解。

接下來,作者明確提出并運用了“比較文學批評”這樣一個學術形態的概念,并使之與后來的“比較文學研究”形態相區別,這是全書在理論建構上的一個值得注意的創新點。作者將近代以文學批評為特征的“比較文學”概括為“比較文學批評”(或稱“比較文學評論”),并將它作為“學科化”之前比較文學的基本形態,而將“學科化”后的比較文學概括為“比較文學研究”,進而對“比較文學批評”與“比較文學研究”在形態上的不同,做了十分明確的界定,這是頗有新意的。在此前的有關學科史的論述中,尚未見到這樣明確的區分和周密的論述。事實上,正如“文學批評”與“文學研究”屬于兩個不同的范疇一樣,比較文學也存在著“批評”與“研究”的形態與分野。作者正確地指出:從歐洲的文藝復興到19世紀初比較文學學科的成立,這幾百年間,“比較文學”屬于“比較文學批評”的形態,而比較文學批評,又是“比較文學研究”的“學科先聲”。在這樣的界定和劃分中,近代的“比較文學批評”與現代的“比較文學研究”既有了歷史貫通性,又顯示出了形態的演化與差異。并且,這也啟發我們,即便是在當代的比較文學成果中,實際上也存在著“比較文學批評”與“比較文學研究”兩種形態。在學術評價上,如果我們將兩者混為一談,那將是不妥當的。

“比較文學批評”與“比較文學研究”兩種形態的甄別與區分,也相應地幫助作者解決了一系列具體的學術評價問題。例如,眾所周知,法國學派及梵·第根那樣反復強調要使比較文學成為一種國際文學交流史研究,并極力排斥審美價值判斷。對此偏頗,后人多有詬病。但《比較文學系譜學》從“比較文學批評”與“比較文學研究”的形態劃分出發,對法國學派的這一主張給予了充分的同情的理解,認為那時的法國學者之所以這樣做,是要使比較文學學科化,而要使比較文學學科化,就要排斥此前流行的以審美批評為特征的“比較文學批評”,將比較文學由“批評”形態轉換為以實證研究為重心的“研究”形態,因為在當時的歐洲,人們堅信只有以文獻史料為中心的實證的歷史學的、文學史的研究,才算是真正的學術研究。由此,《比較文學系譜學》為法國學派的出現的必然性、合理性及歷史定位,做了此前所沒有的、更有說服力的說明與論證。

在比較文學研究的學術淵源與學理基礎的問題上,以前的相關論述,至多談到了比較語言學、比較神話故事學、文化人類學等學科對比較文學的影響,但《比較文學系譜學》的考察進一步擴展到哲學、社會學、歷史學、乃至法學等多種學科領域,并進一步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比較文學學科的體系性的學術理論,不是從古已有之的‘樸素的文學比較’中產生,不是從近代的‘比較文學批評’中產生,甚至也不是從文學自身的研究中產生,而是從18—19世紀的歷史哲學、文化人類學,比較神話故事學等相關學科中借鑒過來的?!迸c此同時,他又進一步指出:“18世紀后,歐洲的整個思想與學術界的成果,都從不同角度、不同側面,為比較文學學術理論的形成提供了支持。尤其是德國人的思辨哲學、歷史哲學、比較語言學、比較神話學,法國人的實證哲學,英美人的文化人類學等,對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建設影響很大??梢哉f,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基本形成之前或形成的過程中,一些基本理論問題,已經由相關學科首先、或同時提出來,并部分地回答并加以解決了?!边@些獨具只眼的論述對于讀者認清不同國家的學者對比較文學的不同貢獻,把握比較文學學科理論思想的淵源及特征,都很有啟發。

《比較文學系譜學》在理論建構上的另一個重要創新點,是對學院化、學科化的“比較文學研究”做了進一步形態的區分,將迄今為止世界范圍內的比較文學研究,劃分為三種基本形態。即把法國學派的“國際文學交流史研究”稱之為“文學史研究”形態,把美國學派和蘇聯學派以理論建構為主要宗旨的比較文學研究稱之為“文藝學”形態,而把中國超越學派的畛域,將歷史性與審美性、文化視野與文本詩學加以融合的形態,稱為“跨文化詩學”形態。這也是前所未見的創新性的概括。當然,任何高度的概括都以犧牲某些具體現象為代價,《比較文學系譜學》的這種概括也不例外。具體而言,把法國學派的比較文學研究稱之為“文學史研究”形態,應是毫無疑義的。以呈現歷史事實為宗旨的實證研究,的確是法國學派在理論主張與研究實踐上的特色。而把美國學派和蘇聯學派的比較文學研究合稱為“文藝學”形態,似乎是與法國學派的“文學史研究”形態相對而言。的確,以“平行研究”為特色的美國學派并不追求史學價值,而是帶著某種理論追求,為說明和解決某一問題而進行“平行研究”。換言之,只有帶著鮮明的“問題意識”與理論追求的平行研究,才不會墮入為比較而比較的簡單的比附。實際上,美國學派的比較文學家大都是文藝理論家,或者是文藝理論家們兼及比較文學,這大概也是向遠教授將“美國學派”的比較文學歸入“文藝學”形態的主要依據吧。另一方面,將蘇聯學派也歸于“文藝學”形態,大概是因為蘇聯比較文學家們明確標舉為“比較文藝學”。蘇聯將比較文學歸為“文藝學”,反映了他們對“文藝學”的偏重,盡管他們的研究成果中也有相當多的內容屬于俄(蘇)外文學關系史的研究(代表性著作如日爾蒙斯基的《拜倫與普希金》《俄羅斯文學中的歌德》等),這些恐怕難以納入“文藝學”形態的范疇。從這一點上看,將蘇聯比較文學納入“文藝學”形態可能會引發一些爭議。不過在我看來這并不是問題,學術上有不同見解是很正常的,重要的是《比較文學系譜學》對這些研究形態的區分和命名并不是輕率的標新立異,都經過深入的思考和嚴謹的分析論證。

《比較文學系譜學》中的最后的落腳點,是對中國比較文學的形態與特征的概括,向遠教授把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形態命名為“跨文化詩學”,也是很有創意、很值得注意的。之所以用“跨文化詩學”作為中國比較文學的特征與發展方向,是在與此前的法國學派、美國學派的比較分析中所得出的嚴肅的結論。向遠教授認為:英國波斯奈特的《比較文學》是將比較文學掛靠在社會學史上的,缺乏“文學性”(詩學)的探討。法國學派及梵·第根更是明確地將審美分析從比較文學中剔除出去,其比較文學也缺乏“詩學”色彩;后來美國學派則極力矯正法國的“非詩學”性,強調對“文學性”的研究,注重對具體作品的語言形式與文本結構的分析與審美判斷,卻常常造成歷史維度與實證研究的缺失,同時美國學派又強調“跨學科”“跨文化”,又容易使“文學”(“詩學”)被“文化”所淹沒。鑒于此,向遠教授認為,世界比較文學系譜中的各學派,在理論與實踐中都存在著“文化”與“詩學”兩者之間的背離和悖論,“因而都難以使用‘文化詩學’或‘跨文化詩學’這一概念來加以概括”。而作為世界比較文學第三階段的中國比較文學,恰恰具備了這樣的“跨文化詩學”的特征。

就這樣,向遠教授在《比較文學系譜學》中,對法國學派、蘇聯學派、美國學派這三個學派及其之間的相互批判繼承的關系,對中國的比較文學與前三個學派的聯系與區別,都做了較此前更深入、更辯證的闡釋、說明與論證。

對中國比較文學的“跨文化詩學”特征的認識,來源于向遠教授對中國比較文學學術史的系統而深入的研究。在這方面,他已出版了《中國比較文學研究二十年》《中國比較文學百年史》等著作。而這部《比較文學系譜學》則在對世界各國比較文學加以比較的基礎上,對中國的比較文學學術理論與方法論的創新點做了高度的提煉與概括。例如由臺灣地區學者首次提出的“闡發研究法”、嚴紹璗教授較早倡導的“原典性實證研究”法、以葉舒憲教授為代表的“人類學三重證據法”。與此同時,向遠教授還列舉了由他本人從“影響研究”中剝離出來的“傳播研究”法,從錢鍾書、季羨林等先生的相關學理思想中歸納得出的、由“平行研究”改造修正而來的“平行貫通”法,以及由“跨學科研究”改造而來的“超文學研究”法等等。向遠教授還指出了中國比較文學在若干分支學科領域所做的見解獨到的理論探索,包括“譯介學”與“翻譯文學”“文學人類學”“變異學”“世界文學學”與“宏觀比較文學”等。還對中國比較文學研究實踐中形成的兩大范式—“中西比較文學”與“東方比較文學”—做了分析。這些提煉與概括,對讀者了解當代中國比較文學的特征與發展趨勢都大有裨益。

《比較文學系譜學》在學術上的新意,還處處表現在作者對學術史上的具體現象、具體的理論家及其成果的微觀分析與評價上,例如他對丹納的《藝術哲學》、波斯奈特的《比較文學》、梵·第根的《比較文學論》、維謝洛夫斯基的《歷史詩學》及韋勒克的相關著作,都做了獨到的解讀和闡釋,這里限于篇幅,不遑一一列舉??傮w上可以說,《比較文學系譜學》具有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的雙重品格。作為宏觀研究的理論,全書提出了、或者說重新厘定了若干新的范疇與概念,并且自圓其說、自成體系;作為微觀研究,作者收集了比較文學學術理論史上的基本文獻,并依據其歷史地位與價值,作了詳略不同的具體評析,體現了史學研究、實證研究與理論分析的結合。當然,以一人之力,為比較文學撰寫一部“系譜學”著作,是非常繁難的工作。特別是在資料的利用與發掘方面存在種種困難。在現有條件下,本書對比較文學學術史上的基本文獻材料的收集與研讀已經很盡力了,并且使用這些材料足以能夠說明問題。不過另一方面,由于個人涉獵范圍與我國翻譯介紹的局限,尚有不小的空間有待開發利用,因而這部《比較文學系譜學》對世界比較文學學術系譜的建構,既是開拓性的,也是初步的。因而,我與向遠教授在本書“后記”中所表達的期待一樣,衷心希望今后能有學者在本書的基礎上,繼續推進比較文學系譜學方面的研究。

2009年5月15日

名家推薦

向遠的學科理論建構不必拾西洋人牙慧,不必玩弄名詞概念,也不必搬運其它學科(如美學、哲學、西方文論、文化理論)的材料,而能夠直奔學科本體,徑直切入學科理論的要害部位,通篇論述深入淺出、要言不煩、簡潔洗練、思路清晰、娓娓道來,新見迭出,如層層剝筍,如快刀斬亂麻,身手利索,情感與邏輯交融,氣韻生動,具有很強的感染力和可讀性。

——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原副會長兼學術委員會主任孫景堯

全書為世界幾千年間的比較文學學術發展與演變的歷史,勾勒出了一個既符合學科歷史的實際、又富有邏輯思辨性的“系譜學”。

——比較文學與翻譯理論家、“譯介學”理論創始者 謝天振

編輯推薦

本書是20多年來作者精研比較文學學科理論體系的全方位總結,體現了近年來作者的探索成果。書中系統地整理和總結了近百年來中國比較文學的豐富研究實踐,力圖在接受、借鑒、消化外來理論的基礎上,形成中國特色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非常適合作為大中專比較文學理論參考教材。

精彩預覽

四、“跨文化詩學”:中國比較文學的形態與特色

綜上,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對各種外來理論做了研究、消化、修改、補充和優化,兼收并蓄、取其精華,并在豐富的研究實踐中,逐漸呈現出鮮明的學術特色。

在中國比較文學崛起與繁榮的同時,就有學者對中國比較文學的學術特色作出探討、概括。臺灣學者古添洪、陳鵬翔在1976年出版的《比較文學的墾拓在臺灣》一書的序言中,將“闡發法”作為“中國〔學〕派”的特色。80年代中期,在香港任教的美國學者李達三較早提出了建立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設想。曹順慶在1995年左右認為中國比較文學已經形成了“中國學派”,并指出“中國學派的特征”是“跨文化研究”,特別是跨越了“東西方異質文化”,他認為:“如果說法國學派以‘影響研究’為基本特色,美國學派以‘平行研究’為基本特色,那么,中國學派可以說是以‘跨文化研究’為基本特色”,并總結了中國學派“跨文化研究”的五種方法。

后來他又將“跨越東西方異質文化”的提法進一步凝練為“跨文明”,他認為:“‘跨文明研究’,或者說著眼于中西文明沖突、對話與交流的跨越東西方文明的比較文學研究,將是中國比較文學乃至世界比較文學發展的必由之路?!睒拂煸?、王向遠不提“學派”,而提“階段”,在兩人合寫的《中國比較文學百年史整體觀》一文中認為,“世界比較文學發展的第三階段,或稱第三個歷史時期,已經在中國展開。中國比較文學所代表的是世界比較文學發展中的一個階段,賦予它生命的是一個時代,它不只是一般意義上的如‘法國學派’‘美國學派’那樣的‘學派’”。樂黛云在《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及多篇文章中,提出要將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作為中國比較文學的學術立場,就是承認文化差別,尋求理解、對話與共同發展。孟慶樞等在《中國比較文學十論》一書中也認為,一部中華文化史就是“和而不同”的發展史,并將“和而不同”作為“中國比較文學的文化策略”。在概括中國比較文學的特征的時候,以上各種看法雖然不一,并曾在學理層面上展開了爭論,但在確認中國比較文學崛起與學術特色的形成方面,意見是基本一致的,都有助于中國比較文學學術特色的呈現,其本身也構成了中國比較文學學術理論的一個側面。

80年代以降三十年間中國比較文學理論與實踐的過程,是對歐美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繼承、闡釋與超越的過程。必須把中國比較文學置于世界比較文學學術理論的譜系中,通過前后左右的比較,才能發現、總結中國比較文學的特色。本書對世界比較文學學術理論譜系的研究已經證明,比較文學學院化和學科化后,在歐美國家漸次形成了兩種學術形態,即:法國學派的“文學史研究”形態,美國學派與蘇聯學派的以理論概括與體系建構為主要宗旨的“文藝學”形態。而到了80年代后,中國的比較文學在歐美比較文學兩種形態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第三種形態,就是“文化詩學”,加上比較文學所固有的跨文化屬性,亦可以稱之為“跨文化詩學”。

“文化詩學”這一概念是美國當代文學研究中的“新歷史主義”的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一譯葛林伯雷)于1980年在《文藝復興自我塑造》中提出來的,后來又在其他文章中加以論述?!靶職v史主義”流派的另一個代表人物海登·懷特解釋說:“新歷史主義實際上提出了一種‘文化詩學’的觀點,并進而提出‘歷史詩學’的觀點,以之作為對歷史序列的許多方面進行鑒別的手段?!边@就出現了如何看待和區分“新歷史主義”“文化詩學”“歷史詩學”三個概念之間的復雜關系的問題,我國已有學者對此做過專門闡釋,讀者可以參照。而根據筆者的理解,“新歷史主義”指稱的是流派或學派,“文化詩學”概括的則是新歷史主義學派的研究實踐和學術方法論,而“歷史詩學”的概念早就由俄羅斯的維謝洛夫斯基提出,懷特使用這個概念是對“文化詩學”的“歷史性”的側面的強調,而核心還是“文化詩學”。進入90年代中期后,我國有學者不拘泥于這個外來概念的學派與語境的限制,吸收其合理成分,結合中國學術文化的實踐對“文化詩學”的概念做了闡發,從而把它改造為概括與總結80年代后中國詩學、文藝學研究的理論與實踐,并指導未來方向的、頗具包容性、綜合性但又不空泛的、含義明確的學術概念。該概念的主要闡釋者童慶炳先生認為:“文化詩學”有以下五種品格:第一,雙向拓展,一方面向宏觀的文化視角拓展,一方面向微觀的語言分析的角度拓展;第二,審美評判,即用審美的觀念來評判作品;第三,就是將此前美國人韋勒克對文學研究所劃分的文學的語言、結構等“內部研究”與社會歷史文化等因素的“外部研究”加以貫通;第四,關懷現實;第五,跨學科的方法??梢哉f,“文化詩學”的本質就是超越、打通、整合、融匯,這與比較文學研究的宗旨非常吻合。我認為,從比較文學的角度來說,“文化詩學”就是“跨文化詩學”,亦即在中外文化、人類文化、世界文化視閾中研究文學、文藝學問題,它的基本特征就是跨越、包容、打通、整合。具體說,就是跨越民族、國家、語言與文化,包容以往不同的學術方法與學術流派,打通文化各領域、各要素與詩學之間的壁壘,整合文學與各知識領域而提升為詩學理論形態。換言之,“跨文化詩學”的基本宗旨就是兼收并蓄,就是超越以往的學派分歧(例如法國學派與美國學派的分歧),而走向文化與詩學的融合。

將“跨文化詩學”作為中國比較文學的特征與發展方向,并不排斥此前其它的相關提法,并且能夠更加有效地整合、包容、凝練、概括此前一些學者提出的觀點。例如,“跨文化詩學”可以將“跨文化研究”或“跨文明研究”的提法包容進來。以“跨文化研究”或“跨越東西方異質文明”的“跨文明研究”,來說明中國比較文學的性質,固然沒有錯,但“跨文化研究”“跨文明研究”作為一個概念,其本身未能表述出“文學研究”的內涵。要清楚地表述出這一內涵,只能加上“文學研究”或“比較文學研究”字樣,表述為“跨文化的文學研究”或“跨文明的比較文學研究”之類,這從術語、概念的角度看,就不免冗長拖沓。更重要的是,倘若以“跨文化”的眼光來看比較文學,則任何國家的比較文學都是“跨文化”的,而跨越“東西方異質文化”的也不僅僅是中國的比較文學,日本、朝鮮、印度等許多東方國家的比較文學也跨越了“東西方異質文化”,西方的“東方學”研究也是“跨越東西方異質文化”的。但“跨文化詩學”這一概念就不同了,雖然它相當包容,但又具有明確的特指性,它不像“跨文化”那樣可以概括所有國家、所有階段的比較文學,而是最適合概括中國的比較文學。具體地說,英國波斯奈特提出的比較文學,和后來法國學派的比較文學,本質上是一種歷史學的、國際關系史的研究,“文學性”(詩學)的因素相對淡薄。梵·第根更是明確地將審美分析從比較文學中剔除出去,因而法國學派的比較文學本質上缺乏“詩學”研究的性質。后來美國學派雖則極力矯正法國的“非詩學”性,同時強調跨文化,但美國學派的研究在實踐中出現了兩種偏向:一種是受“新批評派”的影響,在理論上過分強調“文學性”,在實踐上過分注重對具體作品的語言形式與文本結構的分析與審美判斷,由于歷史維度與實證研究的缺失,有時候很容易使“比較文學研究”重蹈比較文學學科化之前的“比較文學批評”,從而喪失了一門學科應有的科學實證性;另一種偏向就是在理論上強調“跨學科”“跨文化”,但卻使比較文學喪失了它應有的學科邊界,外延變得模糊不清,使比較文學走向了泛文化的比較,從而使得“文學”或“詩學”被“文化”淹沒??梢?,世界比較文學系譜中的這兩大學派,在理論與實踐中都存在著“文化”與“詩學”兩者的背離和悖論,因而都難以使用“文化詩學”或“跨文化詩學”這一概念來加以概括。

更為重要的是,“文化詩學”或“跨文化詩學”以其超越、打通、整合、融合的性質,而超越了對“學派”特性的概括。以此來概括中國比較文學的特征,不是作為“學派”的特征,而是代表了世界比較文學新時代的特征。與此相反,以“跨文化研究”或“跨文明研究”來概括中國比較文學,是以“學派”的思路來看待中國比較文學的。而“學派”的本質就是宗派、派別,學派往往旗幟鮮明,而又各執一端,中國比較文學顯然已經超越了這樣的“學派”范疇,因而不能將中國比較文學視為一個“學派”。

我們只需通過簡單的比較,就可以看出中國比較文學不是法國學派、美國學派、蘇聯學派那種意義上的“學派”。

首先,在當今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中,以“中外文學關系史”為主要形態的實證的國際文學關系史研究,成果很多,成績很大,傳播—影響研究方法的運用也極為普遍,這些都與法國學派相通。

但中國學者在實證性的研究中不僅僅運用實證的方法,而是根據需要靈活使用其他方法。而且,當年的法國學派基本上將研究范圍局限在文藝復興后歐洲各國之間的文學關系,中國學者的中外文學關系史研究的范圍則以中國為出發點,縱貫古今,橫跨東西方。另外,正如后人所批評的那樣,法國學派常常因缺乏“文學性”的研究,而脫出“詩學”的范疇,將國際文學關系史變成“文學外貿史”,即一般的文化交流史。中國的“跨文化詩學”研究則不忘“詩學”本位,將史實性的傳播研究與審美的影響分析有機結合起來,從而使比較文學保持“文學研究”的性質。這些都大大地超出了“法國學派”的畛域。

中國比較文學的平行研究,受到美國學派的影響與啟發,但又有別于“美國學派”的“平行研究”。在80—90年代的平行研究中,許多學者簡單套用美國的平行比較的理論模式,導致庸俗而又簡陋的比附一度泛濫,后來在反思與總結中,逐漸找到了自己的理論與方法?!捌叫胸炌ā狈椒ǖ膶嵺`,使得中國學者超越了簡單比附的循環,注意尋求美國學派常常缺乏的那種歷史緯度,避免美國學派中常見的“外部研究”與“內部研究”的分離與分裂,警惕美國式的“跨學科研究”的空泛,在鮮明的問題意識中,將文化視閾與審美視閾統一起來。

中國的比較文學與前蘇聯的比較文學也有相通之處,區別卻更為顯著。中國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前蘇聯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雖然沒有根本的不同,但80年代以來數次思想解放運動的展開,1992年后市場經濟的轉型,使中國社會具有了較多的彈性空間與和諧訴求。中國文學界通過關于文學“主體性”的討論,從文學服務于政治的枷鎖中擺脫出來;通過關于文學與人道主義的論爭,將文學從“階級性”的定性中擺脫出來;通過“文學是審美意識形態”的討論,進一步確認了文學的審美本質。因此,中國的比較文學,與當年社會主義蘇聯帶有強烈政治意識形態性質、東西方冷戰色彩的“蘇聯學派”,有著本質上的不同。

以上分析可以表明,20世紀80年代后,中國比較文學繼日本之后,將比較文學由一種西方的學術形態與話語方式,轉換為一種東方西方共有的話語方式與學術形態,真正將文學的文本屬性與歷史文化屬性結合起來,把比較文學提升為一種包容性、世界性、貫通性的學術文化形態。假如從“學派”的狹隘視閾看待和概括中國比較文學,就不免方鑿圓枘,齟齬難從,就無法呈現中國比較文學的開闊的胸襟與宏大的視野。中國比較文學,已經超越了“學派”性質,世界比較文學發展到當代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猶如大河匯流,百川歸海,逐步達成整合學派、跨越文化、超越學科、和而不同、求同存異、共存共生的新時代。在這個階段,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融合,文化視閾與文本詩學融合,形成了“文化詩學”或“跨文化詩學”的學術形態,使比較文學進入了“文化詩學”或“跨文化詩學”的新時代,并成為今后的發展方向。

——選自王向遠《比較文學系譜學》,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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