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以全國范圍的田野調查為基礎，對城市化背景下的農村社會變遷進入了深入探究。作者認為中國農村正在發生結構性轉型，這一社會結構具有城鄉互構、亦城亦鄉的中間特征，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必須要以這個結構轉型為基礎。本書認為中國的現代化是一個具有古老文明傳統農村社會向現代城市社會的轉型過程，這個過程產生的問題，需要建立有主體性的中國社會科學來解釋，不可生搬硬套西方現代的或古典時期產生的社會科學。

夏柱智，湖北黃石人，社會學博士?，F任武漢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員。研究方向為農村社會學、土地制度和基層治理現代化。目前集中研究三項土地制度改革和《土地管理法》修訂問題。

第一篇 中國的城市化

城市關系的階段 / 3

小農體系和漸進城鎮化 / 11

中國城市有貧民窟嗎？ / 19

進城落戶問題 / 25

“四化同步”的困境 / 33

第二篇 小農體系

小農戶：作為農業現代化的主體 / 41

江漢平原的典型農戶 / 48

山區的小農經濟 / 52

適度規模經營再認識 / 63

流動時代的彩禮變革 / 72

消費性貧困 / 79

第三篇 農民工群體

人口流動和一家三制 / 87

一個村莊的農民工素描 / 93

農村青年的能動性 / 99

農民工廠長及普通農民工 / 106

社保和分層 / 115

第四篇 工業化農村

工業化農村地區的分化模式 / 123

上海農民的市民化 / 135

北京遠郊村的農民生計模式 / 143

浙江的農民企業家 / 153

浙江的儀式性人情 / 161

第五篇 鄉村治理模式

蘇南的鄉鎮政權 / 169

珠三角的村集體性質 / 178

人口大鎮的“總支” / 187

鄉鎮干部的激勵 / 191

鄉村兩級的非正規財政 / 196

土地和基層治理能力 / 201

社區和鄉村治理現代化 / 206

第六篇鄉村振興

土地整治和鄉村振興 / 217

高標準農田建設項目的效益、問題和出路 / 223

賦能基層：人居環境整治的“峨山模式” / 230

余江宅改經驗 / 237

民主化村級公共品供給 / 245

公共品供給的效率問題 / 249

后備干部助力組織振興 / 255

老年人協會的優勢 / 261

第七篇 土地制度改革

蘇州“和諧拆遷”的秘密 / 267

集體建設用地流轉的類型 / 276

義烏實踐：從舊村改造到宅基地改革 / 285

理解宅基地退出問題 / 292

無

1.本書秉承著“重新發現中國”系列或者說“華中鄉土派”的一貫風格，田野調查當然在書中占比很重，而且幾乎作者的所有觀點、判斷都有其田野的根據。作者的足跡遍布北京、上海、浙江、江蘇、河南、江西、安徽、湖北、廣東等地，其中既有沿海發達地區，也有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對我們整體地理解新時代的中國農村很有助益。

2.作者在分析中國農村時的整體立場是，很注重發掘各地的創新措施。他不迷信市場化的效果，要想真正地釋放改革的活力，他認為還是應該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但并非大包大攬，而是密切關注發生在地方和基層的具體實踐，理解其中的智慧并提供支持和引導。這種處理復雜問題時的謹慎態度和周詳考慮使本書得以成為一本有中國特色的優秀社會學著作。

山區的小農經濟

在湖北恩施山區調研時，我發現山區農戶也被卷入以外出務工為主的經濟中，小農經濟對于農民家庭主要發揮保障性作用。以往小農經濟還須承擔提供貨幣性收入的功能，20世紀90年代末大規模外出務工經商潮后，這一功能已經很弱。2013年前后，農戶的農業收入（把蔬菜、稻谷、油料和豬肉這四種主要的農產品折算為貨幣）僅僅占據家庭總收入的三分之一。普通家庭的務工經商年收入需在2萬元以上，否則不足以支撐一般消費水平下的家庭經濟。相對于中東部平原農村地區，恩施的龍馬地區所在的山區受制于生態條件，交通依然閉塞，各種公共服務落后，農村人財物各種資源外流。在高山地區農村，有大量的年輕男子難以結婚，家庭再生產難以進行。2007年和2012年，李克強總理兩次深入該地區農村考察，指示地方政府要以龍馬地區為點，探索出一條可復制的貧困山區的扶貧模式，幫助農民盡快脫貧致富奔小康。地方政府準備從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入手來改善農民農業收入狀況，在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茶葉和煙葉都是推廣的對象，但農民對它們的態度有明顯的差異。

一、種地養豬的傳統生計

山區農村的土地由少量的水田和大量的山田（地）構成。平壩地區人口密集，分配的土地數量較少，但是土地生產力較高、交通便利；而高山地區人口稀少，分配土地數量較多，土地生產力較低、交通不便。在龍馬地區有兩個較廣闊的平壩，一個在龍馬村和柑子坪村的部分地區，一個是高山上的青堡平原，海拔1800多米。

目前恩施山區農民家庭的生計模式是“半工半耕”，不再主要依賴農業收入，農業收入大約占總收入的三分之一，完全不依賴農業收入和主要依賴農業收入的農戶都屬少數。不過仍然有大量無法尋找到務工機會的中老年人在家里耕種土地。2000年之后國家政策給予農民補貼鼓勵退耕還林，農民依然把能夠種植莊稼的土地利用起來，不愿意浪費一點。山區拋荒土地主要位于交通不便的高山區，森林的擴展、野豬等動物的毀壞和生態條件惡劣，令這些土地無法耕種。就近的數畝土地雖不能獲得非常多的貨幣收入，卻能夠保障溫飽。

農民種植稻谷、苞米、紅苕和洋芋，在旱地上套種后三種作物能獲得較高產量。以一般的山坡地為例，平均一畝土地能收獲500斤苞米、2000斤紅苕和2000斤洋芋。20世紀八九十年代，山區農民向集市酒廠提供大量玉米用于釀酒，向政府提供糧食抵交稅費、“三提五統”，并用一部分糧食喂養生豬換取貨幣收入。大規模務工經商潮后，家里基本上是留守老人、婦女和小孩，在交通不便的條件下已經難以進行傳統的糧食交易，酒廠傾向于大量使用來自外部市場的玉米，紅苕等農作物只能主要用于喂豬。

但是在外出務工背景下，普通農戶養豬數量大幅下降，到2013年，包括六七家規模性養豬場在內，整個龍馬地區一年的生豬出欄數也未超過1萬頭。普通農戶一般留一兩頭年豬，保證全年都有肉吃，多余的豬則用于換取飼料、肥料和其他日常生活支出。由于喂養生豬的成本上升，農戶基本上難以從中賺取利潤。飼料店老板說：“現在養豬賺不到錢，是為了飼料店喂養的?！鞭r戶養殖一頭200斤的豬，毛收入1500元，除去300元仔豬錢和500元飼料錢，消耗的自產500斤玉米和勞動力投入加在一起只能折算為700元，這顯然是不經濟的。不過農戶算賬的邏輯是，中老年人和婦女在家里沒有就業機會（就不存在勞力的機會成本），自家生產的糧食和雜糧正好也難以賣出去，就不如把剩余勞動力和糧食投入到養豬上來。

這一種植模式在當前遭遇到的主要威脅是生產條件不佳。一是野豬雀鳥會在偏遠山區、人煙稀少地區毀壞莊稼。在洋芋和玉米收獲季節，農民不得不住在地頭守護莊稼，還要用鞭炮趕野豬，由于只能嚇唬不能捕殺，野豬災害越來越嚴重。二是 公共品供給不足。這主要是因為道路交通條件差，越是高山地區，交通越是不便，農民又無法遷出來，生產的糧食和生豬難以調運出來。目前主要公路供給只到行政村，而大量通到村民小組的公路未能修通依賴農民合作自籌資金修建道路非常艱難。

李克強總理2012年第二次來到龍馬，察看了掛坡地的生產情況，認為這樣的土地生產不便，要退耕還林，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目前除了青堡發展煙葉之外，其他村莊均把發展茶葉作為退耕還林的選擇。地方政府希望通過調整農業產業結構幫助農民致富。茶葉經濟是農業產業化的典型思路之一，能夠把小農戶、村莊中小規模加工廠和外部大市場聯結起來，增加單位土地上的勞動力投入量，保護生態環境的同時大大提高了農民收入。茶葉經濟的成功為我們思考扶貧山區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問題提供了思路。

二、茶葉的產業化經驗

茶葉以龍馬鄉貓子山村的最為著名，其次是佐家壩村。發展茶葉生產有明顯的政府推動因素，而大規模發展、加強同市場的關聯則是農民根據形勢而自發做出的選擇。退耕還林政策給予種茶農戶較高補貼（每畝每年400元，一共補貼8年），因此農民有較高的積極性。自然生態原因也讓農民愿意退耕還林：農村人口減少后森林繁茂，野豬肆虐，毀壞莊稼，每年損害量在三分之一以上，有的地區甚至絕收，對這樣的土地退耕還林顯然較好。

我們在山區農村考察了一天，聚焦于目前茶葉發展較為成熟的貓子山村和佐家壩村，與兩村的村干部、茶廠老板、茶農均進行了訪談，獲得了大量第一手資料。茶葉是資本不密集而勞動力密集的產業，從中小學生到老年人都能采茶。最差的茶園每畝一年也能有1000~2000元的收入。2007年以來，該地區茶葉加工能力大幅提升，對外的市場開拓已經完成，非常適合發展茶葉尤其是小農家庭基礎上的小茶園。農戶一般只留小塊土地種植蔬菜和雜糧，用于養年豬和自食，茶葉是貓子山和佐家壩村農民的主要收入。

貓子山村茶葉最早是由恩施公安局在20世紀70年代末蹲點時發展起來的，是產業扶貧的結果。2013年，集體茶場一共有280畝土地，承包給一個福建商人，日常管理由村主任負責。由于管理不善，該茶園未能投入生產。而農民自行種茶可以2003年為界分為兩個階段：2003年之前貓子山約有1000畝農戶茶園；2003年推行退耕還林政策當年就增加了600畝，后每年遞增。2013年新的退耕還林政策又推動增加1000畝，茶園總面積達到4000畝，絕大部分土地用于種茶。據村干部介紹，農戶張某的茶園最大，面積在20畝以上，采茶葉季節要招募5個工人幫忙采茶。他土地如此之多的原因是鄰居遷出，將土地轉讓給他。

全龍馬地區有10個茶廠，均是中小規模，其中最大的在佐家壩。貓子山擁有的數量最多，一共有6家。劉某的茶廠是其中最大的。茶廠不再采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鍋制茶工藝，所有工序完全機械化，原料部分由農戶送來或親自收購，更多是販子收集鮮葉送到廠里。春茶（芽茶）一般當天加工，第二天早上就要送到恩施茶葉市場交易。爭分奪秒是茶葉生產加工的非常重要的特征，原因有三：第一是搶價格，茶葉市場是“一天一個價”；第二是資金鏈問題，農民加工廠并無雄厚的流動資金，茶葉需盡快脫手；第三是中小規模茶廠基本上無冷庫，茶葉無法長期存放。

茶廠老板均是農民，一般夫妻上陣親自做茶，在最忙的春茶加工季節雇請兩三個師傅幫工，簽訂4個月的合同，即從正月十五起到農歷五月初，工資則是每月5000元，這在當地是技術工的工資。夏季加工綠茶只由老板自己操作，無需雇工。劉某的茶廠生產能力最強，在春茶季節一天可加工1000斤鮮葉（相當于200個勞動力的采茶量），制作干茶200斤；茶廠每年工作6個月（農歷二月到八月），加工鮮葉總量18萬斤，干茶3.6萬斤。茶廠老板每年一般有10多萬元收入，較大的茶廠在20萬元以上。他們主要加工本村的茶葉，而且也只有本村（地區）的茶葉發展起來才能支撐起加工廠。茶廠老板把廠建在村里生產基地，形成與茶農相互依賴的關系。農民采摘的鮮葉要當天賣才能賣出價錢，工廠則需要源源不斷的低成本鮮葉供應來保持生產能力。茶葉生產高度依附于原料供應地，茶農也是高度依賴茶葉加工廠的。

據劉某講，茶廠和茶園生產潛力實際上未完全釋放，主要制約因素是勞動力。按貓子山茶園4000畝的生產規模，要6個較大的茶廠才能滿足加工需要。勞動力供給跟不上，采茶能力無法充分釋放出來，導致茶廠加工能力受限。佐家壩村大一點的高棚茶廠一天可以生產加工1萬斤鮮葉，每天卻只能收獲3000斤（600個勞動力的采茶量）。在豐產期一個勞動力一天采0.5畝就可以獲得6斤鮮葉，但由于目前勞動力大量外流，佐家壩村在采摘茶葉季節只有約200個勞動力。豐產季節勞動力不足，清明前后的春茶來不及采，一兩天后就成了不值錢的綠茶。

茶農最擔心的問題是采摘的鮮葉賣不出去、賣不到好價錢。根據農民經驗，一畝茶園年純收入在2000元左右，管理得好在3000元以上，其中春茶、綠茶的收入各半。農戶對茶園的投入包括茶苗（由國家免費提供）和秋冬季節的管理，例如施農家肥（或有機肥）、松土、剪枝等，收入主要從勞動中來。貓子山村戶均8畝茶園，農戶年純收入在2萬元左右。雇工采茶則一般約定“五五分成”，對于有較多茶園但缺乏勞動力的家庭是一種增加收入的方式。

茶葉生長要求土壤呈酸性，對海拔高度也有一定的要求。與傳統農耕生產不同的是，茶葉生產勞動高度密集，資本卻不密集，而且高度依賴產業配套和市場需求。沒有相關的產業配套，茶農生產的鮮葉很難銷售出去，也就無法變現。茶葉不耐儲存，農戶用傳統方式加工利潤極低，沒有及時的市場銷售管道，加工廠也難以存活。大量的小加工廠無法建設冷庫且市場行情每日在變，加工廠必須將干茶盡快出售才能收回成本。因以上特征，茶葉適合的生產模式是一家一戶的小農生產，并且形成規模的生產基地，配套中小規模加工廠就地加工茶葉，同時最好是能夠形成區域性的種植規模，這樣就能支撐一個區域性的茶葉生產、加工和運銷的市場體系。恩施具備這樣的產業集群優勢，有茶葉大市場收購各個鄉村茶廠送來的茶葉。

三、煙葉的產業化困境

青堡村是龍馬地區最早發展煙葉的地區，在地方政府推動下，20世紀90年代引入白肋煙種植，2012年開始發展新型煙葉，引入煙草公司在村里辦廠，現已建設現代化的廠房和育苗車間。新發展的煙葉為烤煙，農民依賴煙草公司提供的現代化設備加工煙葉，分散的小規模種植煙葉的農民只有把土地流轉給煙葉大戶，充當勞動管理環節的工人。村里組織動員農民把土地流轉給公司，2012年流轉了一共1600畝，土地租金為每畝350元，公司再分配給煙草規模種植戶。第二年，農民不愿意流轉土地給煙草公司，因為租金難以維持既有生活水平。

先來介紹新的種植模式?？緹煹墓ば虮容^復雜，投入的資本量較大，煙草公司采取了向規模種植戶提供全部生產資料、收獲時結平衡賬的方法。第一年流轉的1600畝土地由公司分配給14個煙葉種植戶：4個是本村村干部，種植規模不大，分別是10、10、20和60畝，這是上級政府調動村干部積極性的一種方式；10個外來戶，一般有100多畝土地，規模最大的為180畝。煙草公司給每個經營主體提供烤房、煙苗、肥料、農藥等生產資料，收獲時再從總收入中扣除，第一年按每畝50元的標準給種植戶補貼租金。

規模性的煙草種植需要雇工生產。我們以一對夫婦兩個勞動力來計算其生產能力：移栽煙苗從4月持續到5月中旬，工序復雜，依次有翻耕、起壟、覆膜、打井窖、移栽、浸水，依靠夫婦兩人只能種植10畝土地。煙葉管理同樣需要大量勞動力，包括病蟲害防治、打頂抹芽、撕膜。8月末9月初煙葉進入收獲季節，種植戶還需要把收割的煙葉扎好送入烤房，很費工夫，夫婦二人收割1畝至少需要5個工日，也就是說兩個月的時間兩個勞動力每天都干只能收獲12畝。雇工生產，1畝煙葉的土地租金、雇工和生產資料等投資達到每年3000元，利潤則高低不等，主要由煙葉產量、烤煙水平和銷售價格三個要素決定，較高時能達到3000元，如果受到災害、烤煙技術低下或市場價格低，種植戶就要虧本。能夠承包百畝土地的是專業種植戶，因此價格一般較好。公司考慮到煙農的利益，也會在煙農受災時給予支持，例如第一年煙農受了災，煙草公司每畝補貼了1000元。

2013年秋，基層組織遇到的問題就是有70％的群眾不愿意流轉土地，這部分群眾依賴土地獲得農業收入作為基本的生活保障，而土地租金不能保障原有的溫飽水平。我們以一位村民小組長的生活為例。他的兒女外出務工，他和老伴在家里種地，一共種植8畝土地，其中有0.5畝地種植蔬菜，人和豬都能吃。他的8畝地（其中有1.5畝水田）一年可以生產4500斤苞谷、350斤黃豆、1.2萬斤洋芋、1萬斤紅苕、1700斤谷子，這些糧食一部分自己吃，其余用來喂5頭豬，留兩頭年豬，賣3頭商品豬換取生產資料和飼料的錢，再喂養十幾只土雞。這些糧食、肉和油完全可以滿足一家老小過生活，每天能夠吃一兩斤肉，吃的是豬油，蔬菜不需要購買，還有土雞可吃，生活質量高。而流轉出去每年獲得2800元總租金，均攤到天，每人只有0.85元的生活費用，連買一元一包的快餐面都買不起。

至于煙草公司和地方政府認為農民可以進廠打工，其實是很難滿足農民要求的。在青堡村，50歲以上的農民就找不到工作了，只好回家種地，800戶人家3800人，可以勞動的人口（20歲到80歲）大約有2000人，其中一半外出務工經商，一半在家以務農為主，也打點小工。集約經營后，煙草公司只能吸納少數農民進廠，而且打工是季節性的，工資也并不高；大戶經營煙草，雇用的是相對年輕的勞動力，排斥60歲以上的老年人。如青堡煙草公司2012年用1600畝土地種植煙草生產出30萬斤煙葉，吸納了40個臨時工勞動了一個月，主要是揀選、打捆、管理等工作，工資每天60元，規模種植戶雇用農民做工也只是這個價格。

小規模的煙草種植能大量吸納勞動力，按照10畝煙葉吸納兩個勞動力計算，青堡村4000畝土地可吸納800個勞動力，比規模種植多得多。小農種植的工作方式是自由的，而種植戶雇工則是“早上天剛亮就要上工，一直工作到晚上天要黑了，兩頭黑”。農民認為獲得工資收益不如自己種地，因此激烈反對煙草公司大規模流轉土地，擔心土地流轉后生活質量下降。

四、在小農經濟基礎上扶貧

產業扶貧要因地制宜，不宜激進。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龍馬地區就一直在推行產業結構調整，試圖增加農民收入，令小農經濟脫貧。當地先后推廣過核桃、柚子、藥材和長毛兔等農產品生產，簡言之就是以經濟作物取代傳統糧食作物，卻一次又一次地失敗了。貓子山和佐家壩的茶葉產業在1970年年底取得了初步發展，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發展并沒有引起重視，當地農民稱“一屆領導一個品種，政府花了錢，農民受了害”。小農經濟方式中的農民很難單個地做出改變農業產業結構的決定，這是分散的小農面對市場時的理性抉擇，需要地方政府作為中介。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地方政府很難保證農產品能夠銷售出去。柚子就是一個典型，曾經的貓子山漫山遍野是柚子樹，后來農民把它們砍掉栽種茶葉，留下來的寥寥無幾。

目前為止最為成功的茶葉產業是由地方政府推動、農民普遍選擇的。地方政府為農民提供了種苗和政策支持，建設以城市為中心的大市場，卻不是全面包辦，而是尊重農民自主性，讓農民根據市場形勢選擇是否種植。當茶葉種植形成規模后，農村內部辦起了茶葉加工廠，成為茶農依賴的區域性市場。這個區域性市場不僅有市場交易特征，還具有鄉土特征，吸納越來越多農民加入較高附加值的茶葉市場體系。

與發展茶葉受到農民的歡迎不同，資本下鄉規模性流轉土地種植煙葉、創辦煙廠吸納就業的方式遭到激烈反對。因為煙葉的生產需要巨大的資本投入，采取規模性的種植方式，又把絕大多數農民排斥在土地之外，農戶無法獲得農業收入和農業生產帶來的福利。在農村有大量剩余勞動力找不到出路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推動煙葉的規模經營侵蝕了農民賴以生存的土地，損害了農民利益。

總結這兩種產業扶貧模式，我認為，改造小農經濟應該充分尊重小農戶家庭經營的重要地位，提倡因地制宜地改造傳統農業，要避免農業產業資本下鄉排斥小農分享農業利潤的激進模式。

義烏實踐：從舊村改造到宅基地改革

2015年，浙江省義烏市成為全國15個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地區之一。從全國來看，義烏的改革得到了最多的關注，成為樣本。其中主要關注點是宅基地“三權分置”改革。關于義烏改革的解讀很多，但缺乏深度的田野調查，過多地突出義烏建立宅基地“市場”的一面。其實不然。我在2021年深入改革一線，發現義烏的宅基地改革主要服務于“舊村改造”這一獨特的鄉村建設經驗。其宅基地“三權分置”的獨特實踐也不能支持很多學者主張的推動宅基地使用權完全物權化、市場化的觀點。

一、以“舊村改造”進行鄉村建設

義烏是浙江省發達的縣級市，也是著名的小商品之城，縣域經濟總量超過1000億元，在全國縣域經濟中排名靠前。義烏地形上多山區丘陵，平地不多，建設用地資源十分緊張。20世紀90年代以來，為順應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義烏農村開始了嚴格的宅基地管理，村莊建設要嚴格按照規劃，當地政府出臺了“舊村改造”政策，這是宅基地改革的基本依托。

舊村改造一般是以集體經濟組織（一般是一個自然村）為單位，農戶集體整體申請，政府整體審批。新村用地規劃一般控制在人均100平方米左右，用地總面積一般是老村的兩倍以上。集體經濟組織通過宅基地“有償選位”等方式自行籌集資金投入“三通一平”等基礎設施建設，快速改變了義烏農村面貌。

調查發現，在義烏凡是完成舊村改造的村莊，其經濟社會面貌均有極大的改進，突出表現為：農村集體和農戶個體的經濟收入快速增加；村莊人居環境大為改善，達到“美麗鄉村”標準；社會矛盾減少，解鎖了村莊善治。

青口村是義烏市江東街道的一個普通村莊，目前融入城區，主要產業為餐飲和物流。青口村一共683戶，1686人，于2004年啟動舊村改造，分兩個批次分配1800間宅基地，籌集了約1.3億元。目前村集體經濟收入每年1000多萬元，戶均有3個店面及3層樓房，平均房租收入每年15萬元。沙溪村共465人，是一個正在進行改造的村莊，原來主要從事皮帶加工、貿易等行業，一直到2017年才啟動“舊改”，到2021年6月，村集體分配了近550間宅基地，籌集了約1.3億元。沙溪村的經濟社會發展一直落后，群眾都盼望早點被納入“舊改”計劃。該村副主任講：“沙溪村沒有‘舊改’，村莊環境‘臟亂差’，其他村一

間店面3萬~4萬元租金，沙溪村一棟房的租金就這么多?！?p/>

20多年來，義烏的舊村改造政策不斷改進，基本穩定，成為最主要的惠農政策和鄉村建設政策。從影響來看，舊村改造的不斷推進，為義烏建成面向全國、全球的小商品市場提供了基礎。小商品市場的土地秩序條件是擁有合法、規整、基礎設施便利的店面及配套倉庫。舊的村莊宅基地狹小，基礎設施落后，難以承擔不斷擴大的需求。

統計數據顯示，義烏常住人口接近186萬人，是浙江省縣域常住人口最多的城市，而市場主體規模約75萬個，占全省的十一分之一，全國的千分之五。常住人口和市場主體的比例遠超過一般地區，也超過浙江平均水平。政府主導建立的義烏小商品市場不斷擴張，目前提供店面約7.5萬個。在廣袤的鄉村，農戶提供的店面遠遠超過了這個數量，而且租金相對便宜。2020年末，義烏市農村戶籍人口約33萬人，按照一人一間店面計算，農村提供的店面總數就是義烏小商品市場提供店面數的4倍以上。

二、宅基地初始配置的復雜制度

制度變遷是要回應鄉村建設實踐的。義烏是經濟發達地區，又推動大規模舊村改造，提出了宅基地改革的要求，因此首先形成了復雜的宅基地初始分配制度。

最近的指導文件是2016年的《義烏市農村更新改造實施細則（試行）》。按照這一政策文件，義烏農村宅基地分配的基本原則是“按人分配、按戶控制”。分配宅基地按人不超過30平方米，按戶不超過140平方米。一戶只能有一處宅基地，建新必須拆舊。申請舊村改造的村莊，一般是先整體拆舊，農戶過渡一段時間，再按照村莊規劃統一建設新住房。人均30平方米就是當地基層干部稱的宅基地“資格權”面積。宅基地“資格權”大體上來源于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權”。

宅基地初始分配的難點是實踐的復雜性。承包到戶的耕地可以按照人分配，但宅基地是用于建造房屋、滿足基本居住條件的，并不能完全依據成員權分配。義烏的獨創性是宅基地雖然仍以戶為單位申請審批，但集體在分配過程中的依據是多元的，首要的依據是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而非“戶”。這是因為和中西部農村不同，義烏的農戶經過多次分戶，一家三代5人可分為3戶：老年夫妻1戶、年輕夫妻1戶、已成年子女1戶。這樣，按照“一戶一宅”籠統地分配宅基地是不公平的，更為公平的辦法是按人口平均分配，并考慮到“戶”的合理需求，再增計宅基地面積。

2016年，義烏的政策規定了兩種主要的可以增計的情形：年滿20周歲未婚；已婚未育或育有一個子女的。為了解決更多情形，村莊的“舊改”實施方案更為細致。如沙溪村2017年“舊改”方案規定：至截止日年滿20周歲未立戶未婚人員（不包含離異人員）可以增計1人；有女無子戶，允許1個年滿20周歲女兒增計1人并可招婿，男戶口遷入本村可計算人口；有女有子戶，子未滿20周歲，允許1個年滿20周歲增計1人；夫妻雙方育有1個子女的且子女未達到立戶條件的家庭可增計1人；夫妻雙方均是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均達到結婚年齡但未生育，可增計1人。

除了人口和戶的分配依據，原房屋及宅基地占有狀況也是影響變量。比較常見的政策規定是：擁有合法產權房屋的非本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也有宅基地分配權。通過考學、參軍、

提干走出村莊的農民子弟，他們通過繼承獲得房屋產權，也有權參與舊村改造分配宅基地，但這種權利受到一定限制。沙溪村就規定，非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以原合法住宅占地面積為基

數，安置新宅基地面積最高不能超過120平方米，差額面積可以貨幣調劑。

和義烏相比，中西部農村的宅基地價值低，主要用于居住保障，宅基地市場不活躍，也沒有整體性的舊村改造的必要。因此，地方政府沒有動力去設計那么復雜的宅基地初始分配的制度。

三、宅基地“三權分置”的問題

義烏宅基地“三權分置”備受關注，影響到了國家新一輪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在試點期間，2016年的《義烏市農村宅基地使用權轉讓細則（試行）》首次提出了宅基地“三權分置”概念，其目的是要處置特殊的宅基地歷史遺留問題，本來和舊村改造無關，也并不是給舊村改造建立新的制度基礎。

該細則第七條提出：“跨集體經濟組織轉讓實行宅基地所有權、資格權和使用權相分離，轉讓后使用年限最高為70年，使用期屆滿后受讓人可優先續期，并實現有償使用?！币源藶橐罁?，學界認為義烏創新性地分置了宅基地“資格權”和“使用權”，突破了現行兩權分置的宅基地制度。在這個政策規范下，義烏農村的跨集體經濟組織轉讓宅基地使用權才有合法性。于是學界得出結論：應當推廣宅基地“三權分置”，通過保留宅基地“資格權”，推動立法把現行宅基地使用權改造為完全的物權，促進宅基地市場發育。

這個推理是嚴重不合邏輯的。在義烏跨村轉讓中，如果農戶轉讓了宅基地使用權，那么保留所謂的“資格權”毫無意義，因為農戶已經失去宅基地，也失去了再申請宅基地的權利。另外，相關學者沒有注意到，在其他宅基地改革試點，如福建晉江，地方政府也允許一定條件下農戶跨集體轉讓宅基地，卻沒有利用“三權分置”論證其合法性。法學家韓松對“資格權”概念的反思非常有力。他認為，現在提出“三權分置”，試圖離開宅基地的具體使用權，分離出獨立的資格權，而資格權是無法實現對集體成員的居住保障的。[ 韓松：《宅基地立法政策與宅基地使用權制度改革》，《法學研究》2019 年第 6 期。]

也就是說，義烏相關政策文件中關于宅基地“三權分置”的理論提煉是失敗的。義烏的實踐經驗支撐不起現今流行的宅基地“三權分置”的理論假設。義烏的宅基地“三權分置”要處理的問題不過是缺乏宅基地分配資格的非本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如何合法獲得宅基地，并不是要充實“資格權”內涵，讓其發揮原宅基地使用權功能。宅基地跨集體轉讓在義烏一直存在（在全國很多地區也是如此），原來都是通過私下協議進行。在農村房屋確權頒證背景下，外來農戶獲得的宅基地無法得到合法產權，引發了諸多糾紛，政府需要作出回應。

青口村的案例能說明這一情況。青口村舊村改造時，有少數農戶把分配的宅基地指標轉讓給外村農戶。從法律上看，只要沒有辦理過戶手續，轉入宅基地的外村農戶獲得的只是地方社會承認的宅基地權利。2015年政府開始確權頒證，對于政府來說這是徹底解決宅基地轉讓歷史遺留問題的辦法，對于受讓宅基地的外村農戶來說是合法獲得宅基地產權的契機。處理跨村宅基地轉讓問題時，青口村做了兩次確權：第一次是按照舊村改造時分配的宅基地指標，確權給原農戶；第二次是按照轉入、轉出的實際情況辦理權證，確權給合法的使用權人。因需要原農戶簽字，村集體建議轉入方酌情再補償轉出方5萬~10萬元，滿足其“找補”心理。

從國家的角度看，義烏出臺的允許跨集體轉讓宅基地使用權的政策意見之所以得到認可，不在于轉讓后農戶保留所謂的宅基地“資格權”，而在于義烏的宅基地制度并沒有突破現行宅基地制度的基本原則。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堅持了宅基地使用權人依然是“農戶”（可以看作是農戶跨村遷移），而不是城市居民，義烏仍然明確禁止市民下鄉購置宅基地建房或者農戶向市民轉讓農村房屋；第二，堅持了一戶一宅、符合規劃、法定面積等宅基地管理的基本原則，宅基地總規模不突破，村莊規劃沒有被宅基地轉讓行為破壞；第三，堅持了農戶“住有所居”的基本要求，要求轉出宅基地的農戶家庭人均居住面積不少于15平方米（農村房屋或城市商品房均可）。這樣，義烏宅基地改革并不觸及改革底線，從而得到了國家支持，同時義烏舊村改造過程中存在的跨村轉讓宅基地的“隱形市場”問題也得到了解決。

農民工廠長及普通農民工

廣東省中山市有一家五金公司，李、王兩位廠長均是“70后”的農民工，他們是我的訪問對象。這家公司過去制衣，設兩個分廠，最開始廠里工人不足100人，最高峰時勞動力達到1200人。2014年，公司放棄制衣轉向五金，以生產醫療器械為主。兩位廠長的月收入能達到1萬元，公司為其買了中山市社保，全家都在中山，孩子也在這里讀書。從經濟社會地位上看，他們應該說是脫離農民工階層了。不過他們并非完全融入了中山，他們未來的預期是回到家鄉，至于其子女是否要融入中山市，成為真正的新中山人，還不確定。

李廠長出生于1976年，老家在廣東省江門市，17歲初中畢業后就外出打工。2000年，他來到中山市，經過朋友介紹進入制衣行業，工資每月1500元。他從普工做到師傅，最后成為廠長，有技術，是典型的實力派。對于為何選擇制衣行業，他說：“一是當時進廠很不容易，需要憑關系，還有送紅包；二是當時制衣行業招工多，相對容易進?！睂τ谌谌胫猩绞?，他說：“（打工）20年也不是中山人，中山人就是中山人?！彼谥猩經]有買房，現在主要住在公司的宿舍。李廠長有4個孩子，大女兒中專畢業在深圳工作，小女兒正在讀大學二年級，大兒子天生殘疾，只能請人照料，每月花費3000元，小兒子在中山市上高一。對于小兒子，李廠長說：“肯定要上大學，沒文化怎么行，我那時是沒有辦法?！?p/>

王廠長，1972年出生，湖南人，也是初中畢業，1992年外出務工，2008年來到公司，目前是一個分廠的廠長。最開始工資就達到了每月4000元，屬于技術人員行列，主要是負責醫療器械的生產和技術研發。他的妻子是廠里的焊工，計件領工資。最高峰時，她月工資能有八九千元；不景氣時，每月也有四五千元。他有兩個兒子，大兒子26歲，大學畢業已3年，目前在中山市沙溪鎮就業，小兒子16歲，在中山讀中專。他本打算2020年在中山市買房，最后還是選擇回到老家縣城購房，面積150平方米，每平方米6000元，比中山市房價低得多。

這兩位廠長屬于“精英農民工”，是農民工中的成功者。然而他們依然難以在中山市買房，也不準備在此安家。論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山市屬于發達地區，房價很貴，平均每平方米超過1萬元，他們作為廠長，工資也不過1萬多元，而且不是體制內的穩定工作，難以承擔過重的房貸壓力。另一方面是他們這一代人的認同并不在中山市，王廠長說：“雖然我和本地人打交道比較多，很多朋友都是中山人，比如廠老板、同行業比較高一級的——車間主任、廠長等，但我也不會在中山買房。我在中山只是個過客，還是要回老家落葉歸根。打工打到退休為止，就回老家農村。農村空氣好，有人情味。城市沒有多少親情?！眱晌粡S長和本地人打交道多、社會關系發達，但這沒有影響到他們對當地的認同感。

廠長的主要職責是管理工人，管理能力最為重要，這是通過長期積累、學習形成的。工廠的管理主要包括：生產安全管理，這至關重要，下面會說到；考勤工資管理，涉及工人核心利益；技術管理，廠長按照要求執行統一的產品技術標準；日常福利管理，如供給免費的工作餐。廠長還需要調解工人之間的矛盾、向工人傳遞各類政府公共服務和政策信息，如積分入學、社保管理、反詐騙等。

總體上，工人工作安全程度高，并不怎么危險?！白钗ｋU的就是與開機器相關的生產工序，比如沖壓等。10年以來，只出過兩三例安全事故?！蹦壳袄顝S長在生產安全管理方面采取了多種措施：每周要開半個小時的生產安全會，督促員工要注意安全；廠長會在現場督促教導，也會有對工序比較熟悉的老員工教授指導新員工或普工；要到五桂山街道進行安全學習，同時還要考安全管理證，有證件才能教授；每天檢查員工是否按照要求佩戴防護用具，比如切管要求戴耳塞、燒焊要戴護目鏡和口罩等，還要檢查消防栓和滅火器等消防設施，廠里每個月都有專人去車間檢查，政府也會不定期抽查。

上述兩位廠長都不僅懂管理，還懂技術。但這并不是指多么高深的專業技術，廠長只需要懂得技術的標準并且指導、監督工人執行即可。從階層的角度分析，廠長不是工廠的投資者，并不是“老板”，而是典型的受雇用的中層管理者。他們的地位，包括客觀的經濟社會地位及主觀的地位認同，介于工廠老板和普通農民工之間，且更靠近農民工。他們的特征是處于中年、長期務工、懂技術、懂管理、善于處理人際關系。對于中小規模的工廠來說，廠長并不是高薪職位，他們的高工資只是相對于農民工而言的。他們的好處是不需要加班加點，也相對自由，不用待在工廠流水線上。他們的家人可以在中山市居住，雖然依舊可能承擔不起當地的高房價，卻可以保持家庭的完整，子女在中山市積分入學，他們也負擔得起中山市私立學校的學費。從這個意義上看，農民工很難通過成為“廠長”而融入大城市，因其在務工及管理崗位上很難積累足夠多的經濟資本。

廠長和一般的“城市中產”不同，后者中比較典型的是進入城市的大學生，他們在體制內就業或從事大中企業的技術性、管理型工作，要么有體制保障，要么掌握專門技術，收入相對高且有保障。他們是可以融入城市的。盡管短期內，他們在一線城市實現經濟自立還相當困難。有人說，在深圳、北京這樣的城市，年收入沒有20萬元根本沒有可能立足，更不可能有體面的居住條件。

由此可見，農民工要成為真正的“城市中產”非常艱難，因此比例非常小。至少在“70后”這一代中年農民工里，能融入打工地城市的少之又少，他們最終是要回到家鄉的（回到

村、集鎮或縣城都是可能的）。就如李廠長這樣的“高級農民工”，仍然要回到老家縣城購房，預期回家鄉養老，年輕的子女則繼續在外面奮斗，尋求更好的就業機會，嘗試融入城市。

對普通農民工，兩位廠長進行了非常詳細的介紹，點出了當代制造業農民工的特征。

據李廠長介紹，工人工資收入一般在每月五六千元，最高1萬多元。工作時間是8小時，一般情況會加一兩個小時的班：“廠里根據訂單的多少來決定工人是否加班。工人肯定希望訂單多，出來打工不容易，都想多賺點錢。由于最近兩年經濟不景氣，訂單減少，加班減少。因此工廠員工走了十幾個。其中有兩三個技術人員，能拿1萬多工資?！笔Ｏ碌膯T工就比較穩定?！八麄儾粫o緣無故離開，要走早就走了，沒有其他心思?！敝饕枪敬龊眉肮と肆晳T了工廠?！耙皇枪景园?，其中宿舍很舒服，一廚一衛一臥室，面積有20 ~ 30平方米。只要一人在公司住，全家都可以住。我的兒子暑假就在宿舍做飯。孩子上學后，我就吃廠里的免費餐。二是工人工作習慣了，熟練了，不想再換工作?！?p/>

工廠的福利主要分為五類，社保占比最大。一是車費補貼，主要適用于員工回家過年的情況，統一按照一次300元發放。二是工齡獎，每年按照15%遞增。三是全勤獎，根據公司

要求，工人每月上班26天，獎勵30元。四是高溫補貼，這是政府嚴格要求的，企業必須給員工發放。五桂山街道有專門的企業群，街道領導會在群里發布補貼信息。五是社保，公司給所有員工都購買了社保，目前每人每月公司出600多元，員工出200多元?！耙郧皢T工是不知道，現在員工都知道，比較關注，畢竟這關系到員工自己的切身利益。新員工都會要求買社?！，F在員工知道社保用處很大。一是住院可以報銷，且退休后有退休金；二是主要由公司出錢，個人只出一部分?！边@和我在浙江金華調研遇到的小廠、工地不同，可能和行業有關。在制造業工廠的工人就業穩定、工資較高、處于中年，對社保有需求。不過全國總體按照城市標準繳納社保的人的比例仍然不高。

工廠男女性別平衡，絕大多數已婚，單身的只有4個，男性主要負責焊接、噴粉等工序，女性則負責產品組裝。工人普遍在廠里工作了很長時間，一般8~10年，主要來自廣西、湖

南和安徽等省份，只有幾個本地人。他們的文化程度大多是初中，有些人有高中學歷，年齡則分布在40~50歲之間，40歲以下的非常少。從收入、加班情況、年齡和學歷來看，這是一家典型的制造業工廠，不同于新型的互聯網和相關服務業的用工特征。

李廠長還介紹說，工人在工廠感覺還是比較好的，一般可以長期做下去?！耙皇悄睦锎蚬ざ家粯?。工人在這個廠里已經做熟了，習慣了，不想走來走去。在這里是打工，去其他地

方也是打工。二是認真做事工資自然就會提升。工人性格樸實，做事認真，懶懶散散的情況比較少。不認真做事，老板也不要。只要認真用心做事，老板和師傅都看得到的，也會加工資?！睂τ诶习搴凸と酥g的關系，王廠長講了一句很經典的話：“老板賺了錢，工人工資才會漲。相輔相成，相互成就?！痹谖⒂^場域中，老板和工人的關系更多是合作的，有訂單老板賺錢，工人也能夠賺錢。農民工的邏輯并不是勞工理論所關注的勞資沖突的邏輯。

工人都是在流水線作業，一件產品的生產分為多道工序，主要有切管、燒焊、沖壓、拋光、組裝等。除了少量工序發包給其他工廠外，絕大部分都是工廠自己加工?！吧a工序分得很細，每道工序就較簡單。工人掌握這個工序，達到標準的質量要求，只需要半個月。如果想要成為一名熟練的工人，至少需要半年?！惫と艘话阒回撠熌骋坏郎a工序，主動學習其他生產工序的并不多?！坝捎诠べY采取計件制，工人只要更加熟練，就能提升效率，花更少時間，就能生產更多產品，賺到更多的錢?！彼怨と穗y有動力去提升自己。

工人也有一定的消遣娛樂?！霸诠ぷ饕酝?，工人主要是在宿舍看手機，看電視，喝啤酒聊天，去江邊釣魚，爬爬山，到水溝里摸魚抓蝦?！敝苓叴逡约爱數卣^年過節會放電影、舉辦演唱會等文藝活動，通常一年兩三次?！罢饕峭ㄟ^微信群宣傳，希望員工參與。很多員工不愿意去，懶得走，90%都是低頭族。不是打游戲，就是看抖音，什么都看，看笑話最多。經常聽到他們哈哈大笑?！?p/>

對于農民工的工資，這里再講幾點。工資普遍采用計件制，這有利于管理。農民工正常的工資水平，把加班（一般兩個小時）工資都算上，一個月能拿五六千。景氣的時候，一個月能拿1萬多。不景氣時候，工資只有三四千。最低時，為了留住工人，也會保底，每月2400元。技術性很強的工種，如焊接工每月能拿到1萬多元，這個工資趕得上廠長了。這種工作既需要技術，又要吃苦耐勞。按照王廠長的說法：“一般負責的工作多，工資就高。吃苦耐勞無意義，光吃苦不會做也沒用?！?p/>

我們一般將加班理解為強制性的、不平等的，或者是一種“文化”（比如互聯網大廠的“996”文化）。從普通工人的角度來看，加班是受歡迎的?！捌展ぜ影嘁话銉蓚€小時，不超過3小時，可收入60元。如果企業訂單多，就會排單，分派任務。工人也喜歡加班?！?p/>

一位工人說：“工人的工作時間一般是8到10個小時，從去年到今年都沒有加班。由于賺不到錢，35歲以下的工人都走了，有十幾個。對于他們而言，家里有很多負擔，上有老下有小，不賺錢養不活。剩下的員工年齡都在40歲以上，工資每月五六千元，他們年齡大了也不好找工作?！逼渌と藶槭裁茨軌蛄粝聛?？有一個原因是：“繼續工作，企業買社保，去其他廠可能都不買。買滿15年，一個月至少一千多，養老是可以的?！边@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在制造業工廠中的中年農民工比例大，年輕農民工一旦遇到工資低的情況，就要流失。

有人說，能不能不讓工人加班呢？比如說提高正常上班時間的工資，滿足工人所需，工人就不用加班了，工廠多招工人也可以不用工人加班。但是卷入市場經濟體系的制造業的邏輯并不是這樣的，強制改變是不可能的。一個簡單的邏輯是，在最低工資很難提高的前提下，工廠計件付工資，工人多勞多得。工廠訂單是不穩定的，是時多時少的，如工人說的，“忙

季忙死、閑季閑死”。忙的時候，工人感覺到累，但是能拿更多的工資；而閑的時候，雖然輕松，心里也很慌，因為出去打工就是為了多賺錢，閑的時間多了，就不得不另外找工作。

農民工隨遷子女問題是學界關注的重點。按照中山市政策，公立學校實行積分入學，總計需要360積分。大部分工人并不關注，因為小孩子并不在這里讀書。李廠長工廠里有50多個工人，包括廠長在內只有4個人的小孩在本地讀書，廠長和一個電工的孩子讀公立學校，另外兩個孩子讀私立學校。上私立學校學費昂貴，少則1萬多元，多則兩三萬元，再加上生活費，讀私立學校的小孩一年最低花費兩萬多。就學困難也是工人不把孩子帶在身邊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