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發現了民間藝術廣闊而多彩多姿的天地，也由于當時辦民間美術系的教學壓力，我決心親往黃河沿岸考察，從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九前后歷時四年，其中的曲折甘苦，唯有同行的伙伴能體會。但總地來說，黃河之行收獲是大的，內心無比安慰。我對博大深厚的中國傳統民間藝術的探索，從望洋興嘆、不知所措，經過了這些感性的實地考察，又經過了理性的反復思考，漸漸對它的發生、發展、類別、表現特點，以及與中華民族的“本源藝術”、非民間藝術的關系等，終于有了一個比較清晰的看法。
黃土文化與本源藝術的創造——
盡管考古界最近的發現和研究認為，中華文化的發展是多元的，其源頭并不只是黃河流域，東北的松遼流域，乃至長江流域、珠江流域，都有歷史悠久的文化系統。但黃河沿岸一直是中華文化的中心地帶，從夏、商、周起至今，都是文化薈萃之地，所以這一片黃土地便與中華文化的創造發生有極密切的關系。
中國很早就有女媧取黃土和水捏人形造人的傳說，這正是以藝術想象的方式說明了中國人及其藝術的起源是與泥土相關的。在遼闊的黃土地上，我們的祖先很早就以農耕為生，因而所創造的一切，都離不開黃土。用黃土捏造、用火燒制，陶瓷藝術出現了；在黃土上栽桑植樹，養蠶吐絲，紡紗織布，派生了染、印、繡、挑、縫的藝術；在黃土上種五谷棉麻，以麻纖維為材料的造紙術發明了，紙扎、剪紙的藝術也誕生了；鏤刻的藝術與紙結合，創出了印刷術，而版畫藝術也發展起來了；黃土上廣植林木，開創以土木結構為特色的建筑藝術；佛教的傳入，豐富了泥塑藝術和土墻上的壁畫藝術……
所有上述的藝術品種，都與黃土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系，因此，中華文化可以稱為“黃土文化”。它們共同的特點是不易保存。這些黃土藝術，來自黃土，又重歸黃土：精巧的面饃發揮了民俗的功能，被人們吃掉化為糞便后，又澆到土里灌溉莊稼；美麗的剪紙窗花，經過風吹雨打，仍然重投大地的懷抱；土捏的玩具、辟邪物，耍過了，用完了，扔到地里和黃土混在一起，又可以長谷子了；一件繡花的布制品，年深日久，也要化灰入土。中國很多藝術品，尤其是民間藝術品，由于材料的質地及實用的功能，相對來說都較易湮沒，因而可說是一種“即逝藝術”。
但中國傳統藝術的式樣，是具有豐富歷史內涵的意象符號，它的基本造型規律、美學與哲學的依據都一代一代的傳承下來。因為任何民族都會通過其獨有的儲存方式，將本民族的文化式樣收入民族文化的倉庫中。中國藝術千變萬化的式樣，就是結合生活、民俗和習尚的實用需要，代代相傳，不斷再創造而儲存起來的。為了便于傳承，中國藝術的造型規律、表現方法，都漸漸形成程式。程式化是中國藝術的普遍傾向，也是整個民族藝術的共同特點。這有利于民族文化傳統的積淀，使民族文化可在傳統的基礎上再創造，保留其風格，又不斷加以發展，卻萬變不離其宗。
中華文化的儲存與積淀是從本源文化開始的，中國藝術也一樣。從考古學的研究，我們發現：代代相傳、流傳
至今的民間美術，與先民所創造的本源藝術，其哲學、美學的依據，其造型規律、形象所包含的意念，都極其相似。
民間藝術的共同主題是歌頌生命，歌頌生殖繁衍。這些觀念，是由陰陽相交而生萬物的古代哲學來的，那正好與本源藝術同出一轍。譬如半坡出土的人面雙魚紋彩陶及陶盆邊上的等距紋飾，是否就是以魚形圖案表現一陰一陽
相合的太極圖的雛形呢，是否與相傳是伏羲所制的八卦符號有聯系呢？又如甘肅秦安寺嘴出土的人頭形器口葫蘆瓶，甘谷縣西坪出土的人首龍身紋葫蘆瓶，武山出土的人首龍身紋葫蘆瓶，及馬廠型女裸葫蘆瓶等，即是“綿綿瓜瓞，民之初生”這一古代與葫蘆有關的人類繁衍傳說的體現，而葫蘆又與傳說中中華民族的始祖伏羲、女媧有關。伏羲、女媧在民間藝術中是以葫蘆中的一對人首蛇身、陰陽合體的形象出現，這與本源藝術的葫蘆瓶造型驚人地暗合。由此可見，民間藝術的哲學思想明顯地傳承自本源藝術。
民間藝術創作的一個普遍規律是意念造型，本源藝術就目前出土的文物看來亦是如此。令人詫異的是，本源藝術由意念造型手法所創造出來的一系列意象，竟也大量出現于民間藝術之中，其內涵也沒有太大的不同。如馬家窯文化十五人彩陶盆的三組五人拉手造像，組織得極有規律，不可能是單純的審美需要，應該與巫術或祭祀有關。而民間剪紙中的五道娃娃及抓雞娃娃也是五人一組的結構，所體現的巫術觀念與馬家窯陶盆不謀而合。還有本源藝術中的魚、蛙、蛇、鳥、日、月、山、石祖、陶祖和眾多的圖案紋樣，或體現陰陽哲學，或作為保護神，或象征生殖崇拜，以后都是在民間藝術中廣泛且經常出現的意念符號。
上面舉出民間藝術與本源藝術的種種相似與暗合的例子，無非想說明：那并不是偶然現象。民間藝術從各方面來說，都可能是由本源藝術衍生的，彼此有著極密切的血緣關系。意念化的造型規律，程式化的傾向，加強了這種傳承的穩定性，因而更能見出其共同點。從多次沿黃河考察民間藝術的印象，結合考古學發表的資料，我強烈地感覺到：中國的民間藝術，是直接從中國的本源藝術發展出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