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界域，本來是極可馳張的。魯迅發表的文字，除了小說，我們幾乎都把它們歸入雜文一類。對于一個思想戰士來說，這種歸納，本來沒有什么不妥之處；但從讀者方面考慮，分類細一些，當更便于理解和掌握。在信中，魯迅把《花邊文學》和《且介亭雜文》分別稱
作“短評”和“雜論”，可見在他那里是可以細分的，而且“評”與“論”明顯有別。相對于雜感，他還多次說到他有一本評論集，這意義好像并不曾引起大家的注意。其實，評論在他的文字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他本人就說到，《二心集》是“最鋒利”的。
為了改造國民性，魯迅認為，必須設法“注入深沉的勇氣”和“啟發明白的理性”。從文體論，最富于理性色彩，便是評論。魯迅的評論，從大的格局上說，可分前后兩部分。前期以論為主，重在自由平等觀念的闡發；后期以評為主，重在文學和社會問題的剖析。在后期，魯迅參加了幾次重大的論爭，這時的評論，不只是現象的評論，而且產評論的評論；也就是說，他已經把社會改造的基本理念轉移到針對知識分子自身的斗爭實踐上來了。的確，他是一個游擊戰專家，如果說，雜文體現了他的靈活多變的游擊風格 話，那么評論則是從正面發動的進攻，莊嚴，平正，率真，推進式，以集中而強大的火力形成一種摧毀性打擊。
早在留日時期，魯迅同時沿著兩條平行的路線開展他的文學活動：一是搞翻譯，再就是做評論：《人之歷史》《科學史教篇》《摩羅詩力說》《文化偏至論》《破惡聲論》，都是啟蒙的大題目。這些評論有三個要素：一、世界眼光；二、歷史經驗；三、危機感和責任感。五四時期的評論，如《我之節烈觀》《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娜拉走后怎樣》等，論教育，論道德，論婦女，論社會改革，一樣是大題目。不同的是，此時的論文不再羈限于西方現代觀念的介紹，而是以介紹過的觀念對本土文化傳統實行批判。當作者進入新的論述范圍，尤其是卷入女師大風潮以及相隨的各種現實中的斗爭之后，評論明顯地增加了一個要素，就是個人經驗的介入?！墩摗百M厄潑賴”應該緩行》和《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就是前后兩個著名的例子。經驗性可以激活思想觀念中的東西，從而使讀者產生一種在場感。
由于戰斗的需要，魯迅雖然在文體上作出了自己的選擇，但是在行文中，卻也常常打破彼此在形式上的限界，同時使用最富于個人智慧和力量的手段。在評論中，習慣使用一些日常性材料，以支持他的論點，正如政治家潘恩將他的關于人權的政治小冊子命名為“常識”一樣，這樣的常識，可能并不見于知識分子的詞典，卻是實實在在的常識，有一種真理的自明性；在論戰中使用，則具有特別的殺傷力。比如在《“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中反駁梁實秋所謂的“普遍的人性”時，他這樣寫道：“自然，‘喜怒哀樂，人之情也’，然而窮人決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那會知道北京撿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饑區的災民，大約總不去種蘭花，像闊人的老太爺一樣，賈府上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边@是常識，當然無可辯駁。此外，還有一大特點，便是比喻。其中有的帶有總體的象征性，如說“無聲的中國”，說“老調子已經唱完”等；“痛打落水狗”，“腳踏兩只船”之類，取喻是為了突出事物或事象的典型性；更多的比喻乃出于論證過程的需要，目的以圖像化代替邏輯推理。在《文藝與政治的歧途》的演講中，當魯迅說到“政治家最不喜歡人家反抗他的意見，最不喜歡人家
要想，要開口”時，便援用了原始部落和動物世界中的事例，說是猴子的首領要它們怎樣，它們就怎樣，又說部落里的酋長要他們死，也只好去死。題為《關于知識階級》的演講同樣使用了這個比喻，只是別有意義，旨在證實思想自由對于顛覆一個專制政體的作用。在反駁
“第三種人”時，有一個有名的比喻：“要做這樣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著頭發，要離開地球一樣，他離不開，焦躁著，然而并非因為有人搖了搖頭，使他不敢拔了的緣故?！弊匀?，他的評論有許多精警之處，仍在于直話直說，短兵相接?！洞鹦祉共㈥P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就是這樣。他說：“首先應該掃蕩的，倒是拉大旗作為虎皮，包著自己，去嚇呼別人：小不如意，就倚勢（?。┒ㄈ俗锩?，而且重得可怕的橫暴者?！庇终f：“抓到一面旗幟，就以為出人頭地，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以鳴鞭為唯一的業績——是無藥可醫，于中國也不但毫無用處，而且還是有害的?！蓖耆月收娉鲋?，由倫理而政治，造就一種質疑、抗辯的風格。
徹底的批判精神是魯迅評論的靈魂。正是批判性使他的評論不同于學院派，或者官派。胡適和他的朋友曾經創辦過《現代評論》《獨立評論》等刊物，其實所載不是討匪的檄文，便是媚官的策論，遺風是很古遠的。倒是魯迅這個人從莽原和荒墳里走來的不掛任何好看的名目的人物，以他的野性文字，顯示了評論這一文類的現代性與獨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