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超越他的時代，也超越我們的時代。直到今日我們仍沒有跳出他早已看透的“五指山”。

本書對魯迅作品中蘊涵的中西文化比較、改造國民性、文藝與政治的關系等等一系列重大主題進行了深度探討，同時對魯迅周作人羽太信子之間的矛盾、《傷逝》《非攻》等文的創作動機、魯迅赴香港講演等細節進行了令人信服的考辨，旁及澳洲、德國的魯迅研究近況，為后來的研究者厘清了若干問題。

作者既能置身于魯迅所處的時代，通過文本辨析、材料分析考索等力圖窺見和還原一個真實的魯迅；同時又能超越魯迅的時代，探尋魯迅在當下的現實意義，挖掘魯迅思想中的特質。

張釗貽

暨南大學中文系畢業，澳洲悉尼大學博士，師從澳大利亞著名華人翻譯家、文學家陳妍修教授（Mabel Lee），現為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魯迅研究、魯迅與尼采、尼采在中國。其著作有《魯迅：中國“溫和”的尼采》、《魯迅粵港時期史實考述》（合作編訂）等。

自序

選擇反抗的浮萍：魯迅漂泊精神探源

魯迅的現代與“反現代”：“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

眾數”別解

附錄一：魯迅后期對民眾覺醒信心質疑

附錄二：魯迅“反民主”的問題

魯迅思想雜談三篇

魯迅、周作人與東林黨

“偏狹”的魯迅兩件“反?！钡氖?p/>

魯迅的“硬譯”與趙景深的“牛奶路”

超越中西文化論的魯迅

——《中國意識的危機》中魯迅論引發的思考

打倒“孔家店”的“摩登”圣人

——魯迅對孔子和儒家的復雜態度

附錄三：“未完成”的魯迅與當代世界

附錄四：魯迅思想精神的正能量

馮雪峰“神化”魯迅的努力、困境和貢獻

《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斗》背后的幾個問題

——“左聯”的矛盾、“第三種人”論戰與魯迅“同路人”立場

從《非攻》到《墨攻》

——談魯迅與張之亮的反戰及中日友好的前途

重讀《出關》的現實寓意

《傷逝》是悼念兄弟之作？

——周作人強解真意揣測

附錄五：羽太信子可信乎？

——日本當代女權主義者對中島長文質疑的疑義

“折射”成黑色的“超人”

——魯迅作品中的尼采“超人”形象

《尼采與華文文學論文集》序

魯迅赴港講演經過與香港中文報章檢查制度

趙今聲邀請魯迅訪港一說的若干佐證

——兼答林曼叔先生的質疑并分析黃之棟的辯解

附錄六：關于黃新彥：一位被卷進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化學家

“魯迅在廣東”研究八十年

海闊天空，以尼采始終

——記廣東魯迅研究專家李育中老師

澳洲魯迅研究概觀

德國魯迅研究見聞點滴

附錄七： 鄔可賢《誰是竹內好的魯迅？》簡介

自序

本書是筆者研究魯迅及有關文章的結集，其中有公開演講的講稿，也有授課講義，全都在學術刊物或研討會論文集上刊登過，這次結集時有不少增補和修訂。

筆者雖然在香港長大，在內地度過四年大學本科，后來澳洲留學任教十多年，再到新加坡待了幾年，最后又回到澳洲，經歷簡單，但離開中國的時間更長。每次回到香港或廣州，總覺得又隔了一層。自己在變，中國更在變，前者慢慢吞吞恍惚依然故我，后者則日新月異令人眼花繚亂。這“變的二重奏”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到紅磡懷舊。昔日夕陽看垂釣、荒地玩踏青的地方，已被“填?！碧畹讲恢朗裁吹胤?。過去的一切已歸想象。在現在好些人的眼里，我的生物鐘大概已經和現實有了很大的時差，文集大部分文章竟然還在談魯迅，就是另一明證。因此本書當初考慮用副題“魯調子還沒有唱完”，其中用了個粵語的 pun?；浾Z“老”“魯”同音，以回應魯迅“老調子還沒有唱完”，算是留點自嘲。但考慮到讀者大多數都不懂粵語，最后還是決定割愛。為突出本書主旨，改用了直截了當的副題：“魯迅史實文本辨正及其現實意義探微”，省得大家花時間去想象。

盡管很多人都認為魯迅已經過時，但我每次重讀魯迅，總覺得他超越他的時代，也超越我們的時代。我們還沒有跳出他早已看透的“五指山”?！拔赐瓿伞钡聂斞?，仍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緊箍咒”之一。尊重他，樹立他，吹捧他，歌頌他，神化他，固然不能叫他“轉變”，使他符合我們的需要；污蔑他，詆毀他，歪曲他，丑化他，褻瀆他，不管他，也不能令他過時，叫他在我們面前消失。他已經成了一個徘徊的幽靈，至少我以為是這樣，當然這也許只是我的想象。

我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受益者之一，而且是在開放初期的黃金時代：在開放與未開放之間，盡得開放與未開放的好處。思維還是崇高的事業，學問也值得舍命追求。當時還不是市場社會，GDP 還不是最高價值，還不是什么都可以用金錢來衡量、來擺平。出路還相當寬，機會也比較多，陰差陽錯，也總算讓我趕上了“嬰兒潮”的幾趟末班車。從現在個人利益上說，例如今天能夠寫這篇序，出這本書，我是十分感謝那些給我機會的人們的。我也可以說是個“既得利益者”。我想以這本書，我的寶貴青春和生命凝成的文字，獻給讓我受益的人們?？上?，這并非“發財秘笈”，也不是“青云捷徑”，沒有黃金屋，更無顏如玉；與“現實”無關，仿佛來自外星，來自另一個想象的世界。所有都是書生之見，以前的理念和今后的幻想，恰恰沒有抓住眼前，這又是一個時間落后的明證。但我希望這只是我的想象。

書中《從〈非攻〉到〈墨攻〉》一文，不幸使我回到現實，當時寫完后對存在的危機還將信將疑，自己是不是有點過于敏感，夸大其辭了，發表后事情戲劇性的發展和變化，如波濤洶涌，才更感危機的確重重，所以拿來當書名，以見魯迅清醒的現實主義眼光，還有他冷酷的預言。魯迅的確沒有過時，這不是我的想象。

書中關于“魯迅在廣東”和香港新聞檢查的文章，是本書主要部分之一，是整理已故李偉江教授魯迅研究的副產品，也是對李偉江研究的延續、補充和辨正。對于香港歷史，港英當局諱莫如深，似乎希望人們對過去所知越少越好，理由不難理解，香港回歸后情況才慢慢改變?，F在好多了，但當時我幾乎從零開始挖掘一手檔案材料，其艱辛與樂趣，實令人難以想象。

關于馮雪峰等與魯迅傳統轉變的一組文章，也是本書的主要部分之一、本意之一，是要解決自己多年的困惑。不少人都說過，魯迅的文章與研究魯迅的著述之間，總給人一種距離之感，如果魯迅是以他的著作文本為依據，這種距離感的含義顯然是很值得深思的。后來發現，中國新文化的方向有些人就設法另定一個，雖然沒有完全成功。原來如此，這不再需要更多的想象。

書中關于《故事新編》和《傷逝》等魯迅作品的幾篇，是探索作品的背景及作者寫作的動因。這幾篇原來都是上課的講稿，后來修改成研討會論文發表。在星洲“南大”跟學生討論魯迅作品，的確是“教學相長”，他們的提問常常使我又挖掘出一些新的題目，值得一寫。時常碰到一些學生不敢碰魯迅，認為已經做到頂了，沒什么好寫。個別學生上過我的課后改變觀念，對我實在是很大的欣慰。其實我們對魯迅及其背景所知非常有限，還有很多問題可以研究。這些文章就是證據，并不是我的想象。然而“南大”是加引號的，是現在的南洋理工大學，并非以前的南洋大學；改變想法的學生亦非星洲本地，而是來自中國。情況并非完全如我想象。

文集關于魯迅思想正能量的一篇，談及“狼奶”和改造“中國國民性”，自覺還有點意思，而且問題也頗令人慨嘆。事情本來是很清楚的，“文革”的人性扭曲，是中國現代史的大悲劇，大概沒有人會不同意，但這跟魯迅無關。若將這歸咎魯迅，并因此排斥魯迅，反過來要把中國國民性拉回以前遇事無不溫馴的狀態，后果如何，實在令人不敢想象。

胡思亂想之余，補充說明幾點?！栋闹摁斞秆芯扛庞^》一篇初次發表時與張夢陽聯署，有關魯迅赴港講演文章的一些部分，初次發表時與李桃聯署。 過去三十多年，我的研究都是圍繞著魯迅與尼采的問題，這本文集自然也不能完全脫離這個主題，部分文章可以說是拙著《魯迅：中國“溫和”的尼采》中一些觀點的進一步演繹，論述的進一步擴展，因此難免與書中一些段落略有重復，敬希讀者諒察。

此書的完成，也是筆者人生的一個轉折點。很多事，不過原來如此。

最后，感謝魯研界及現代文學研究界諸舊雨新知提供各種交流機會，使筆者的一些觀感和想法，得以形成具體的文字，并修改得更好。在某種意義上，本書也是回報幾位已經去世的廣東魯研界師友對筆者的鼓勵和幫助。如果這也算有意義的成果，也就可以于心無愧了。但愿如此。

◆ 《傷逝》是悼念弟兄之作？還是愛情小說？

為何魯迅注定是個寂寞孤獨的戰士？

一場難斷的翻譯公案，是“牛奶路”還是“銀河”？

馮雪峰為何一步步“神化”魯迅？

對于傳統文化，魯迅究竟欣賞什么排斥什么？

◆ 魯迅研究專家張釗貽先生全新力作，多角度展現一個真實的魯迅。所涉魯迅作品中蘊涵的中西文化比較、改造國民性、文藝與政治的關系，以及魯迅在海外研究界的傳統與現狀，無不發人深省。

◆ 盡管很多人都認為魯迅已經過時，但我每次重讀魯迅，總覺得他超越他的時代，也超越我們的時代。我們還沒有跳出他早已看透的“五指山”?！拔赐瓿伞钡聂斞?，仍是我們沒有掙脫的“緊箍咒”之一。尊重他，樹立他，吹捧他，歌頌他，神化他，固然不能叫他“轉變”，使他符合我們的需要；污蔑他，詆毀他，歪曲他，丑化他，褻瀆他，不管他，也不能令他過時，叫他在我們面前消失。他已經成了一個徘徊的幽靈，至少我以為是這樣，當然這也許只是我的想象。

——張釗貽

“偏狹”的魯迅兩件“反?！钡氖?p/>

——兼談魯迅的“罵人”

魯迅并非完人，處事太認真，有點“潔癖”，因此對人可能會“苛”，有時難免被人看成喜歡“罵人”，至今仍是他被罵的主要原因之一。雖然，他所“罵”的究竟是什么人的什么事，究竟那些人和事值不值得“罵”，有些已經被各種各樣的回憶錄弄得模糊不清，也已很少有人有興趣進行認真的考訂和追究?？傊?，“罵人”是不好的，心胸狹隘，人品和性格都有問題，更不符合“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的 MBA 企業管理和公關處事原則，以及后現代一切付諸嘻嘻哈哈的“時代精神”。

如若說魯迅只顧“罵人”，這并不符合筆者閱讀魯迅的印象和感受。對于這種企圖對魯迅進行“性格刺殺”（character assassination）的責難，我并不想在煩瑣的史實考訂和枯燥的思想分析中，為魯迅辯護，篇幅也不允許，這里只舉出些魯迅“一反常態”和“前后矛盾”的事例，向那些想繼續這樣指責魯迅的人們，請教請教。

魯迅平生有好幾件小事，處理得無聲無息，很容易忽略，但很值得我們深思，也很令人感動。只說其中兩件事，都發生在他后期“橫站”時的艱難處境之中，其一是他不計前嫌，推介到處批評他的丘東平（1901—1941）的小說，其二是他先是堅決拒絕，后來卻主動捐錢給徐懋庸辦“左聯”機關刊物。

魯迅與丘東平應該沒有交往，但曾經參加過大革命和“一•二八”戰役的丘東平，卻對魯迅很有看法。1933年，蕓生（邱九如，？—？）在“左聯”機關刊物《文學月報》上發表長詩《漢奸的供狀》謾罵胡秋原（1910—2004），魯迅“從公意”以個人名義寫信給《文學月報》提出批評，即著名的《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斗》一文，立即招來四位黨員盟員聯名發表文章反駁，批判魯迅右傾，是“戴白手套革命論”，其中就包括丘東平，而且直署真名，“赤膊上陣”，可見他對自己觀點立場鮮明的態度。據聶紺弩回憶，丘東平當時還因此起草質問信到處要求朋友簽名，雖然質問信后來好像沒有發表。丘東平可以說是左翼青年作家中，少有的、公然不以魯迅為然的一位。魯迅自然知道丘東平的態度，而且對他參與聯署的反駁非常不滿和反感，并曾就此向實際主持 “左聯”的人們提出質問，卻“不得要領”，不了了之。

按照一些人認為“偏狹”的魯迅的慣常做法，應該會對此事“懷恨在心”，“罵”丘東平他們一輩子，有機會的話，說不定還會“打落水狗”，至少死也不寬恕。然而就在《漢奸的供狀》事件翌年即1934年，魯迅向伊羅生推薦丘東平的作品，希望他的作品收進伊羅生編譯的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集《草鞋腳》。魯迅為什么會“一反常態”，給丘東平“揚名海外”的機會？丘東平從未向魯迅道歉，也肯定沒有走魯迅后門，帶上茅臺人參，送禮疏通，請求魯迅推介自己。魯迅介紹丘東平的原因，只能是丘東平寫出有水平的作品，為左翼文藝作出了實際的貢獻，值得推介。因而魯迅向伊羅生推薦時，是從共同事業的利益著眼，沒有計較個人恩怨與前嫌。我不知道認為魯迅性格偏狹的論者，對此能有什么別樣的解釋。

至于徐懋庸，魯迅是“罵”過的。在“罵”之前，兩人的關系不算密切，從他們的通信中可以看出，有點公事公辦的味道，在后期尤其明顯。徐懋庸雖然尊敬魯迅，但因為周揚代表黨，所以跟著周揚走，魯迅應該是能夠覺察出來的。魯迅對周揚有看法，其中可能有性格上的沖突。魯迅對一些類型的人物就是不喜歡，例如徐志摩與田漢，合不來，沒有辦法。不過，魯迅對周揚還有一條具體意見（看法是否屬實，姑且不論），他認為周揚只會發號施令而不做實事。

1935年，“左聯”經過兩年多沒有辦內部刊物之后，終于決定恢復出版刊物。出刊物要錢，徐懋庸想盡辦法籌款，包括向知名作家募捐。然而，魯迅兩次當面拒絕徐懋庸，有一次還是在募捐宴會上當眾拒絕，其堅決可想而知。但是，令徐懋庸大惑不解的是，經過重重困難之后，刊物終于印出，在他把刊物《文藝群眾》寄給魯迅之后三天，竟然立即收到魯迅寄來的二十元。

徐懋庸后來從魯迅口中知悉，盡管“左聯”已有兩年多不出刊物，但口頭上還是常常說要出，每月還向魯迅收盟費二十元，說是辦刊物之用，而刊物則不見蹤影，所以魯迅已不相信周揚他們，對捐款辦刊物自然斷然拒絕?，F在看到刊物，證明徐懋庸沒有欺騙他，所以就寄錢支持他們。

從斷然拒捐，到主動寄款，而且是支持一幫自己不喜歡的人物。毋庸諱言，其中世故與多疑自然起了微妙的作用。魯迅并非“神”，他也有常人的弱點；但魯迅到底也不是一般人，因為他能夠克服常人很難克服的弱點。所以，在刊物印出的實事面前，魯迅立即改變態度，從共同事業的利益著眼，慷慨給予支持。魯迅并沒有停留在“多疑”，終日對人疑神疑鬼，而是按事實和實際行動做出判斷。魯迅更沒有按照自己的好惡畫線，根據自己是否喜歡對方，而決定支不支持“左聯”的事業。這一拒一捐之間，實在看不出魯迅如何“偏狹”，反覺得他心胸開闊，非常實事求是。

以前讀《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讀到“例如我和茅盾，郭沫若兩位，或相識，或未嘗一面，或未沖突，或曾用筆墨相譏，但大戰斗卻都為著同一的目標，決不日夜記著個人的恩怨”這一段，也許是因為提到郭沫若，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只覺得魯迅這些話是門面文章，世故之言，所以沒有認真對待，現在重讀，才有另一番感想。還有，“周起應也許別有他的優點。也許后來不復如此，仍將成為一個真的革命者”，應該也不是政策“背書”，或出于人事“策略”。能夠在火氣上頭說出這樣的話，實需要很廣闊的胸襟。

其實，責難魯迅喜歡“罵人”，并得出他性格“偏狹”的論者，通常都選擇回避事情的真偽，與道理的對錯，而且還愿意忽略一個事實：魯迅通常是被迫“罵人”的。徐懋庸是“打上門來”，已不用說；“創造社”等以魯迅為批判目標，也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梁實秋是有意識地找出魯迅來開刀，新近亦已經考證出來……劉炎生：《梁實秋和魯迅爭論的起因及翻譯問題的是非》，《廣東魯迅研究》1995：2，第26—30頁。

魯迅在該罵的時代被迫“罵人”，成了他日后被罵的原因，這事情本身，很耐人尋味。當然，把魯迅針對具體事情的批評，當作對某人全面的蓋棺定論，這種做法也確能令人憤懣不平，罵聲四起，但跟實事求是的魯迅又有什么關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