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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說 我相信中國 張申府 著 張燕妮 選編
著名哲学家,张申府先生一生文章精选。 他是民国知识分子,中共创党人;当今学界新发掘的文化遗珠。 1919—1985年,他出入于学术与政治,始终坚信新中国自立之道
ISBN: 9787549568765

出版時間:2017-08-01

定  價:70.00

責  編:刘春荣 章昕颖
所屬板塊: 社科学术出版

圖書分類: 文化

讀者對象: 大众读者,尤其是对民国思想史有兴趣的读者

上架建議: 人文·思想史
裝幀: 精装

開本: 32

字數: 400 (千字)

頁數: 444
紙質書購買: 天貓 當當
圖書簡介

《我相信中國》是哲學家張申府先生的精選集:收入了先生1919—1985年間發表的政論雜著、學術譯述、散文隨筆;囊括了其在《新青年》《每周評論》《北平新報》等報刊上發表的代表性作品以及建國后回憶周恩來、蔡元培、李大釗、章士釗、羅素等人的文章和他的學術生活小傳。

本書由作者的女兒張燕妮選編,分為“今日共產黨之真諦何在”“我的哲學中心點——具體相對論”“實與理性”“論中國化”“我們為什么革命”“我的教育、職業、活動”六個專題,精選他在哲學、政治、社會、文化和人生方面的代表文章。同時,書中收錄了多幅作品手稿及歷史照片,系首次公開發表。

本書較全面地呈現了張申府先生的學術思想與人生歷程,堪稱其一生論著的精要讀本。

作者簡介

張申府(1893—1986)

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著名哲學家。

20世紀初,他積極投身“五四”新文化運動,任《新青年》編委,撰寫了一系列介紹新思想、新科學的文章。

1920年,他參入中國共產黨的早期創建工作,是周恩來、朱德等人的入黨介紹人。

他是中共旅歐總支部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人,1923年底回國后,參加了黃埔軍校的籌建工作, 是中共從事軍事工作最早的黨員之一。

在參加社會活動之外,他積極引介新思想。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他率先將羅曼·羅蘭、羅素等西方著名思想家譯介到中國。

他一生發表了大量關于哲學、政治、社會、人生的文章,這不僅對當時社會進步思想的傳播起了積極作用,而且對后人研究近現代思想文化史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圖書目錄

今日共產黨之真諦何在

革新

興三利

危險思想

自由與秩序

知識階段

就來的三自由

打破現狀才有進步

給少年中國學會的信

英法共產黨—中國改造

……

胡適等之政治主張與我們

我的哲學中心點——具體相對論

純客觀法

客觀與唯物

現代哲學的主潮

讀書: 怎樣讀?讀什么?

非科學的思想

唯物論的重要

我自己的哲學

我的哲學中心點——具體相對論

羅素—現代生存的最偉大的哲學家

論什么是哲學

哲學與哲學家

實與理性

說實話

說實

再說實

訴于理性

理性的必要

說實話 (一)

實!

實與理性

教實

說實話 (二)

“實”“活”“中”

論中國化

第三文化之建設

革命文化是什么?

什么是新啟蒙運動?

五四紀念與新啟蒙運動

抗戰建國文化的建立發端

新啟蒙運動與普及教育運動

啟蒙運動的過去與現在

……

中國與西洋——世界文化的再檢討

我們為什么革命

我們為什么革命

人生的哲學

一二· 九

我相信中國

……

青年往何處去?

論中國的出路

知識分子與新的文明

知識分子們, 人民在需要你!

發揚愛國主義

發揚 “五四” 的精神:放

我的教育、 職業、 活動

我的教育、 職業、 活動

家世和幼年生活

進入新式學堂

回想北大當年

中國共產黨建立前后情況的回憶

籌辦黃埔軍校點滴

在清華大學時的一段經歷

“七七” 后的零散回憶

我對 “一二· 九” 運動的回憶

我與陶行知先生

憶守常

紀念蔡元培先生

紀念鄧演達同志

我對羅素的敬仰與了解

與周恩來總理的一段相處

我所認識的章行嚴先生

后記

序言/前言/后記

方克立

《我相信中國》是曾經是中共創始人之一的著名愛國民主人士張申府先生的一本文集, 他的女兒張燕妮同志選編, 精選了他各個時期的 85篇文章, 真實地反映了他豐富曲折的人生經歷和主要的哲學、 政治、 社會、 文化和人生思想。書名突出了這本書的愛國主義主題, 它也是這個大起大落的傳奇性人物一切思考和言行的出發點, 是他給后人留下的最寶貴的精神財富。

張申府先生名崧年, 生于 1893年, 卒于 1986年, 享年 93歲。他是河北省獻縣小垛莊 (現屬滄縣杜生鎮) 人, 出身于傳統書香世家, 早年在家鄉受過良好的私塾教育。1906年到北京, 1908年入讀順天中學堂。1914考上北京大學哲學系, 后轉數學系。1917年畢業, 留校教預科的數學和邏輯。在北大與李大釗、 陳獨秀等人有較多接觸和交往, 是 《新青年》 雜志的經常撰稿人之一, 后為編委。1918年冬又與陳獨秀、 李大釗共同創辦頗有影響的進步刊物《每周評論》, 并參與進步社團少年中國學會和新潮社的活動。在 “五四” 新文化運動時期, 他受李大釗、 陳獨秀的影響, 積極學習、 研究和譯介馬克思主義, 很快成為一個共產主義的信仰者, 明確表示:“對于社會主義自然要絕對的信奉, 共產主義是社會主義的精華, 對于共產主義自然要更絕對的信奉?!?p/>

1920年 4月, 共產國際遠東局代表魏金斯基一行到北京, 最先與李大釗和張申府商談建黨問題。同年 8月, 已經轉移到上海的陳獨秀在致張申府的信中說:“建黨的事情在北京只有守常和你兩個人可以談”, 并就黨的名稱問題與二人商議。李大釗和張申府建議叫 “共產黨”, 并得到魏金斯基同意, 陳獨秀遂將黨的名稱定為 “中國共產黨”。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當月就在陳獨秀的主持下于 《新青年》 編輯部成立。10月, 北京的共產主義小組也在北大圖書館李大釗的辦公室正式成立, 李大釗、 張申府、張國燾是三個最早的成員。在此期間, 張申府還曾去上海迎接來華講學的羅素, 住在陳獨秀家里, 兩人就建黨問題進行了多次詳談, 回京后他把上海方面的情況向李大釗作了詳細介紹。也就是說, 為創建中國共產黨,他在 “南陳北李” 之間還起了奔走串聯的橋梁作用。

1920年底, 張申府以蔡元培秘書的名義赴法國里昂中法大學任教,并受陳獨秀、 李大釗委托在留法勤工儉學學生中建立黨組織, 先后吸收劉清揚、 周恩來入黨。1922年又在德國與周恩來一起介紹朱德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是中共旅歐總支部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人。張申府于 1923年底回國, 過年后去廣州, 參加了黃埔軍校的籌建工作, 是中共從事軍事工作最早的黨員之一。5月被孫中山任命為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后來他又力薦周恩來等十多位優秀共產黨員到該校任職和任教。在中共建黨時期, 張申府發表了不少闡明共產黨的性質和奮斗目標、 解釋馬列主義建黨原則的文章。他明確指出:“共產黨是勞動階級的代表, 是勞動階級的先驅, 是要使人人都得其所的, 是不許一人逾其分的。共產黨主張的, 因此絕不是少數人的利害?!?在 1922年發表于 《少年》第二期的 《今日共產黨之真諦何在》 一文中, 他還特別強調 “紀律是共產黨之魂”,“共產黨之所以強在此, 共產黨之能成功在此, 共產黨與其他政黨之不同, 此其重要點之一”。這些文章在建黨過程中起了正確的思想導向作用。

1925年 1月, 中共 “四大” 在上海召開, 在討論黨的綱領時, 張申府因不贊成共產國際要求中國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的指示, 堅持黨的獨立性原則而與一些代表發生激烈爭執。會上和會后, 他不顧周恩來、 李大釗等人的勸阻而執意退出了親自參與創建的中國共產黨。后來他才意識到,這種 “寧折不彎”、“合則留, 不合則去” 的知識分子脾性, 使他在人生道路上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價。

張申府雖然負氣退黨, 但他還是心向著黨的。在此后 20多年里, 他一直遵守對李大釗作出的 “在黨外幫助黨” 的承諾, 積極支持與配合黨領導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和愛國統一戰線, 成為一個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 一個始終與黨保持著友誼關系的老朋友。

1931年, 張申府被清華大學聘為哲學教授?!熬拧ひ话恕?事變后, 他經常利用課堂、 講壇和報刊宣傳愛國主義, 積極投身于抗日運動。1935年, 他發起成立 “文化勞動者同盟”, 并與姚依林等人一起擔任 “一二·九” 愛國運動的總指揮, 掀起了全民族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1936年 2月, 他與劉清揚一起被國民黨當局逮捕, 經馮玉祥保釋出獄后, 不久清華大學也迫于壓力將他解聘。他仍矢志不渝地推動成立北平文化界救國會、 平津文化

職業者協會和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 繼續從事愛國救亡運動, 發表了大量宣傳抗日的文章?!捌咂摺?事變后, 張申府先后到武漢、 重慶等地從事抗日統一戰線工作, 創辦 《戰時文化》 半月刊, 積極參加中國共產黨發起的 “憲政座談會”。他是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中國民主同盟的前身)的重要領導人之一, 積極參加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民主運動。1946年 1月作為民盟的代表出席了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他的所有這些奮斗經歷,都是作為黨的朋友, 密切配合黨的工作, 力圖對黨實現民族民主革命的奮斗目標有所幫助。

張申府雖然退出了共產黨, 但是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信仰并沒有改變, 所以在思想文化戰線上, 他也能夠與中國共產黨人合作, 成為同一個戰壕里的戰友。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他積極響應和支持了陳伯達、 艾思奇等人發起的新啟蒙運動, 成為黨外參與和推動這個運動的一員主將。新啟蒙運動是一場在黨的領導下聯合一切愛國知識分子, 共同反對日本

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和國民黨文化專制主義的文化救亡運動和思想解放運動, 是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在思想文化領域的體現。張申府在 《什么是新啟蒙運動》 一文中說: 所謂啟蒙就是 “打破欺蒙, 掃除蒙蔽, 廓清蒙昧”,“凡是啟蒙運動必然反迷信, 反武斷, 反盲從, 反權威, 反傳統。而歷史上的啟蒙運動尤其在于反封建”。作為哲學家的張先生特別強調新啟蒙運動的精神是 “實” 與 “理性”?!霸诰韧錾?, 尤其特別需要的, 就是實, 就是切實, 就是腳踏實地, 就是實干, 就是下實力, 作實工夫?!?他還強調:“這個啟蒙運動必是理性運動”,“理性的要義則在對于事物不只從一方面著想, 不只作一方面的認識”, 反對 “籠統幻想, 任憑感情沖動”?!袄硇缘臉O致是辯證與解析。唯物, 客觀, 辯證, 解析, 便是現代科學法的觀點和內容, 在這個新啟蒙運動中應該特別表現的”。在 《五四紀念與新啟蒙運動》 一文中, 張申府還指出, 新啟蒙運動對于五四新文化運動不僅僅是一種繼承, 而且更應該是一種揚棄。比如他提出 “打倒孔家店, 救出孔夫子” 的口號, 就是對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種揚棄, 一種超越。以 “繼承五四、 超越五四” 的 “第二次新文化運動” 姿態出現的新啟蒙運動, 其目的不但是要 “破”, 而且要“立”, 就是要建立中國的新文化。張申府強調它是一個真正 “新” 的 “綜合” 的文化運動, 其 “所要造的文化不應該只是毀棄中國傳統文化, 而接受外來西洋文化, 當然更不應該是固守中國文化, 而拒斥西洋文化; 乃應該是各種現有文化的一種辯證的或有機的綜合”。這種辯證綜合的新文化,“庶幾可以接受那因自然科學的發達與辯證唯物論的開展而產生的一種最新潮流, 就是科學與社會的結合”。在這里, 人們已不難看到從中透露出來的社會主義新文化的曙光。

出入于學術與政治之間的張申府先生, 他投身于社會政治運動是有著明確的理論與科學思想作為指導的, 另一方面他的學術研究又是為改造中國的現實目的和需要服務的, 他是那個時代思想視野最寬闊的中國人之一。他在 “五四” 時期就接受了馬克思主義, 此后對辯證唯物論的真理性始終堅信不疑; 同時他又終生保持著對羅素的敬意和研究興趣, 認為西方的邏輯與科學法對改造中國人籠統模糊的思維方式非常有益; 而對于本民族的傳統文化, 他也有著相當深厚的根基和生命根處的深情。這三個東西在一些人看來是互相牴牾、 互不相容的思想體系, 而在張申府看來, 它們的思想精華是相通互補的, 完全可以熔為一爐創造出一個更高形態的新文化。他在 1932年 10月就提出了 “百提 (羅素), 伊里奇 (列寧), 仲尼 (孔子), 三流合一” 的思想, 在寫于 1941—1942年間的 《家常話》 中, 他又說:“我始終相信, 孔子、 列寧、 羅素是可合而一之的。我也始終希望, 合孔子、 列寧、 羅素而一之?!薄叭咧g, 不但并無敵對沖突; 三者之間, 而且正

待相補相充?!薄昂峡鬃?、 羅素、 列寧而一之的新體系定是新世界中的新中國的新指標、 新象征”。在他看來, 孔子、 羅素、 列寧分別是中、 西、 馬三種文化傳統的代表。在現代中國, 中、 西、 馬 “三流合一” 何以可能呢?他是用相反相成的辯證法原理來加以說明的。比如他把邏輯解析方法看作是對唯物辯證法的一種補充, 二者的 “合一” 就形成了一種 “解析的辯證唯物論” 的新哲學形態; 他從辯證唯物論的理論視角出發, 把中國傳統哲學的精髓概括為 “實”、“活”、“中” 三個字, 認為 “辯證唯物本是中國真正傳統的見解”; 他對 “仁” 與 “科學法” 的論述, 則體現了中西哲學互補的精神。眾所周知, 如何處理中、 西、 馬三 “學”(三種文化資源、 三大知識體系)的關系, 是 “五四” 后近百年來中國文化發展道路之爭的關鍵問題。在人們往往只看到三者之間的分歧和對立、“道不同不相為謀” 這一面的時候, 張申府先生卻看到了 “三流合一” 的可能性, 他是第一個主張將中、 西、 馬三者的思想精華辯證綜合、 熔為一爐的思想家, 并且堅信中國未來的新文化必定是中、 西、 馬 “三流合一”、 綜合創新的產物?!拔逅摹?以來近百年的歷史實踐證明,“全盤西化”、“復興儒學”、“中體西用”、“西體中用” 等文化道路在中國都行不通, 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 建設 “馬魂、 中體、 西用”有機統一的新民主主義文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 才在現當代中國具有歷史的必然性和現實可行性, 實際上這就是張申府先生當年倡導的中、 西、 馬 “三流合一”、 綜合創新的文化發展道路。極富前瞻性地提出 “三流合一” 的思想是張申府先生對中國現代思想史的最大貢獻。這一思想后來又被他的胞弟、 著名哲學家張岱年先生發展為系統、 成熟的馬克思主義 “綜合創新” 文化觀, 成為在當今中國得到最廣泛認同的一種文化理論。在 “相反而相成, 矛盾之諧和” 的辯證法思想指導下, 張申府在哲學上還有許多富有個性特征的新思考、 新創獲、 新表述, 除了 “解析的辯證唯物論” 被孫道昇當作新唯物論中的重要一派, 肯定這種 “具有批判的分析的精神” 的哲學是最值得注意、 最有發展前途的之外, 他試圖唯物辯證地解決主客關系問題的 “大客觀” 思想, 欲達辯證解析之極致的 “具體相對論” 的真理論, 以 “實”、“活”、“中”、“仁”、“生”、“易”、“通” 為核心范疇的中國哲學精髓論, 以及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 具體化、 大眾化的探索等等, 都是可以而且應該載入20世紀中國哲學史冊的。

1948年 10月在 《觀察》 雜志上發表不合時宜的 《呼吁和平》 一文, 是張申府人生道路上的第二次重大轉折。他再次為自己不識大局、 自以為是、率性而為的知識分子脾性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其后果是使他從此淡出了中國的政治舞臺, 成為一個早年轟轟烈烈、 蜚聲士林, 晚年孤寂遺世、默默無聞的人。

半個多世紀以來, 在中國革命史、 中共黨史和中國現代民主政治史著作中都很少見到張申府的身影, 連他為中共建黨所做出的突出貢獻亦語焉不詳。他為中國現當代文化發展指出了正確方向的 “三流合一” 思想,不但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 甚至被有些人指責為模糊思想陣線的折中主義。張申府先生在新啟蒙運動中呼喚的 “實” 與 “理性” 精神, 在今天仍然值得大力提倡。尊重歷史, 實事求是, 理性地總結過去, 才能滿懷信心地開創未來。所幸的是, 以 2011年河北師范大學成立 “張申府張岱年研究中心”、 2013年 6月為紀念張申府先生誕辰 120周年召開的 “張申府與 20世紀中國” 學術研討會為契機, 上述情況正在逐漸得到改變。張先生不平凡的一生, 他在哲學、 政治、 社會、 文化和人生方面留下的豐富精神遺產, 已經引起越來越多學界人士的關注和研究興趣, 廣大干部、 群眾和青年也需要更多地了解這位先賢,《我相信中國》 一書的出版正當其時, 正好滿足了當今中國社會的這種需要。

十年前,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張燕妮同志編輯的 《張申府文集》 四卷本, 至今仍是人們了解和研究張申府生平與學術思想最基本的資料。近年來隨著研究的深入, 張先生發表于解放前各報刊而未收入文集的文字陸續被發現, 包括一些 “零金碎玉” 式的短論, 有的也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和思想史意義。比如今天人們十分重視的 “三流合一” 思想, 就是最早出現于 1932年 10月 22日他主編的天津 《大公報·世界思潮》 副刊的一則 “編余” 中。在 2013年召開的 “張申府與 20世紀中國” 學術研討會上, 不少學者都認為有編輯出版搜羅齊全、 ??本珜彽?《張申府全集》 之必要, 為中國現代政治史和思想史保存一份完整的學術資料。在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中, 我們還有許多工作可以做。就張申府這個歷史人物來說, 在已有四卷本文集的基礎上, 方面選編出版更精要的普及本 《我相信中國》,一方面推動全集的編輯工作早日提上日程, 這兩項工作都是非常必要的,共同把對他的研究和歷史定位推向一個新階段。

2015年 5月

媒體評論

出入于學術與政治之間的張申府先生, 他投身于社會政治運動是有著明確的理論與科學思想作為指導的, 另一方面他的學術研究又是為改造中國的現實目的和需要服務的, 他是那個時代思想視野最寬闊的中國人之一。

——方克立(中國哲學史學會名譽會長)

這些年來中國有一個最要不得的風氣,便是己國的輕視。至少有一部分知識分子總把中國的文明看得一錢不值。只一提起“中國的”來,他便表示不屑的樣子……

我是相信中國的。我有時簡直迷信中國。我并不說中國一切都是好的。但我相信中國有其過人的長處。我相信對于文化,中國有其特殊的貢獻。我更相信,中國有其可以立國處,有其特別值得立國處。

——張申府

90多年前,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父親提出:“共產黨是勞動階級的代表……”

80多年前,父親提出:“中國人必須相信,中國以前對于世界文明或文化,是有過極大貢獻的,對于將來世界的文明或文化,必更有更大的貢獻,以躋人類于天人諧和之域?!?p/>

70多年前,父親提出:“改革中國總要就中國找辦法,雖然一般大法不妨借資他人,借鏡他國……”

——張燕妮

編輯推薦

1.現當代著名哲學家張岱年之兄,同為著名哲學家的張申府先生的一生文集精選。

文集由張燕妮女士選編張先生于1919—1985年間所寫的八十多篇文章匯編而成 。書中收錄先生早期在《新青年》《每周評論》《北平新報》等報刊上發表的代表性作品,建國后回憶周恩來、蔡元培、李大釗、章士釗、羅素等人的文章,以及他的學術生活小傳。這些文章有獨特的思想內涵,除此之外,還具有文獻價值與思想史意義。

2.民國時期的主要知識分子,當今學界新發掘的文化遺珠之一。

他治學撰文,積極投身“五四”新文化運動,任《新青年》編委,撰寫了一系列介紹新思想、新科學的文章;國內引介羅素第一人。民國時期致力哲思探究,最早接觸馬克思主義、羅素思想的學者。書中完整記錄作者自己的學術思想軌跡。

3. 求學、介入政治的經歷典型而奇特,烙有民國知識分子的典型印記。

書中他切實記錄了自己的求學、職業生活。經歷奇特,大開大合,帶過民國知識分子的典型軌跡:

早年他求學讀書,先入北大預科班,后改名提前報考哲學系,最后又轉入哲學,與眾多文化名人往來,李大釗、章士釗、陳獨秀等。北大數學系—巴黎求學—回國執教……

4.中共創黨人之一,周恩來、朱德的入黨介紹人,抗戰時期著名的愛國人士。

出入于學術與政治之間,在治學的同時,以社會政治運動和愛國救國為抱負。

5.著名哲學學者方克立先生將為本書撰寫序言,向學界推廣本書。

精彩預覽

回想北大當年

我從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到畢業后留校教書,前后共八個年頭。想起北大當年,使我興奮,令人回味。

進北大

北京大學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它是戊戌變法運動的產物,是維新派克服了頑固守舊勢力的重重阻撓建立起來的高等學府Q辛亥革命后,嚴復被任命為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后京師大學堂改稱北京大學校,大學堂總監督改稱大學校校長,各科的監督改稱學長,原來附屬的高等學堂亦改稱為大學預科了。

1913年,我在北京高等師范學堂附屬中學班讀書。秋天,跳班考入北京大學預科。當時的北大設文、法、理、工科和預科,本科設在地安門的馬神廟,預科設在北河沿的清代譯學館舊址。

所謂“預科”相當于北大的附屬高中,學制為三年(后改兩年),畢業后可以免試升入本科。預科義分為兩類:第一類預科畢后升入文、法本科;第二類預科畢業后升入理、工科,它偏重于數學的教學。

我在第二類預科上了一年,覺得并不太吃力,便想去考本科,可是北大的理工科有嚴格的規定:凡報考本科者,必須有高等專門學校畢業的文憑。初期讀文科的人并不太多,因此報考文科只要求同等學歷,并不注重文憑。我升學心切,暑假改了一個名字,考上了文科。

北大文科分哲學、歷史、國文學、英文學四個學門(后改稱為系),我上了哲學門。照北大原定的計劃,哲學門分為中國哲學、西洋哲學、印度哲學三類,但這個計劃并未實現,只是混合設立一個哲學門。我雖然人了哲學門,卻一心不忘數學。那時,我見知于數學系主任兼代理學長馮祖荀先生,在哲學門不到兩個月,又轉入了數學門。

可是轉了數學門,我又放不下哲學。在哲學門兩個月的學習中,時間雖然極短,但眼界大開,我對哲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樣,我上的是數學的課,讀的卻多是哲學的書。從那時起,我主要研究的都是哲學及其有關科目。當然,數學書始終不斷在我的涉獵之中,只是數學題從不肯做,化學實驗更是絕少動手。

藏書樓

我剛進北大時,學校還沒有圖書館,只有一個藏書樓,設在馬神廟校舍后院的所謂四公主梳妝樓里。藏書樓的書可以外借,但沒有閱覽室。過了一年,藏書樓騰出一地方,辟出閱覽室,閱覽桌放在中間,四周擺上書柜,柜里都是西文書。平時總是上著鎖,線裝書則放在樓上,借閱的人也并不多。我上預科的時候,常常從北河沿到藏書樓來借書,猶記得那時我借的書有德文與法文的數理科學百科全書等。一個大學預科一年級的學生,借讀這樣高深的德法文書,當時并不很多。這得到了馮祖荀先生的青睞,藏書樓的管理人員由此也給了我許多方便。上本科后,我更是經常呆在閱覽室里。那時書本來無多,我可以就架恣意快讀,除了工程書以外,柜里的書幾乎沒有我不看的。

有一天,我發現了一本裝潢精美的書,是一個精裝本,1914年美國出版,書名是《我們的外界知識》,英國羅素著。翻看一遍,覺得很有意思,又坐下來接連看了兩遍,真有點愛不釋手了。由此我發現了羅素,并對之產生了興趣030年代,我一度再任北大講師,專講羅素哲學,這也可以說是與北大藏書樓的幫助分不開的。

蔡元培主校

1917年初,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在蔡先生的主持下,學校厲行改革,出現了新的氣象。

蔡先生是浙江人0 1 868年生,清光緒十八年(1 892年),為壬辰科翰林,時年24歲。蔡先生早年很有才名,他見清王朝已不能持久,為適應時代的潮流,便從事哲學、倫理學等新學的研究。他到過日本,加入了孫中山組織的同盟會,積極從事民主革命活動,后來又到德國學習。辛亥革命后,蔡先生曾任南京臨時政府首任教育總長和北京政府教育總長,后因遭到袁世凱的仇視,被迫再赴歐洲。袁垮臺后,蔡回國出任了北大校長。他雖是一個資產階級學者,又是科舉出身,但他對破1日創新有銳利的勇氣和堅強的毅力。

蔡先生實行“兼容并包’’的辦學方針,舊學1日人不廢,麗新學新人大興。他聘請陳獨秀任文科學長(即文學院院長),章行嚴(士釗)、劉半農、錢玄同、周作人、陶孟和等任教授,后又聘任馬寅初、陳豹隱等。同時,蔡元培還裁減了不稱職的教員,排除了一批腐敗守舊的人物。經過這番整頓,教師隊伍的素質大大提高,給學校帶來了蓬勃的朝氣。在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口號下,當時在校的教員既有宣講馬克思主義的李大釗,也有擁護袁世凱做皇帝的籌安會人物劉師培,另外還有前清大學士李鴻藻的兒子李石曾教生物學,年僅二十三四歲的梁漱溟先生講印度哲學等。

蔡先生大力提倡思想自由,培養學術研究的風氣,這是他進行改革的又一個重要方面。

北京大學過去是一座封建思想、官僚習氣十分濃厚的學府,不少學生以上大學為晉升的階梯,對研究學問沒有興趣,上學不讀書,而是想方設法混資歷,找靠山,還有的人打麻將、逛八大胡同。與我同宿舍的幾個學生,就很少讀書,而是聚在一起打牌。

面對這種局面,蔡先生從提倡思想自由出發,舉辦學術講座,組織學術團體,例如新聞研究會、哲學研究會等。蔡元培親任新聞研究會會長,以“研究新聞理論,增長新聞經驗,謀求新聞事業之發展”為宗旨,邀請李大釗和著名的新聞界人士邵飄萍等到會講演。同時,一些進步的政治團體也紛紛成立,像少年中國學會、新潮社等。這兩個團體分別編輯出版了《少年中國》月刊和《新潮》。我亦參加了這兩個團體的活動,并為之撰寫了一些短小文章。 ,

蔡先生還發起組織了一個進德會,以不嫖、不賭、不納妾為基本戒條,針對北大一部分學生的惡習,用這樣的方法培養個人高尚的道德情操。這個組織的出現,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對舊社會上層道德墮落、生活腐朽的強烈不滿。當時進德會在校內頗有影響,入會的人很多,對于北大部分知識分子個人道德的提高產生了較好的影響。

蔡先生在學術上,是以治美學而聞名的。他剛到北大不久,我送他一大本新出版的講述法國19世紀美學家居友(J.M.Cugau,1854—1888)學說的日文書,他很快就看完了還給我。他組織了“畫法研究社”“音樂研究會等一些課外文化藝術活動來培養學生對美育的興趣,以貫徹其“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張。

在蔡元培校長的革新精神指導下,北京大學氣象一新曩在全國教育界、學術界以及思想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成為“五四”愛國運動的中心。

李大釗和紅樓

1917年底,李大釗經章士釗之薦到北京大學任圖書館主任。

自從蔡元培主校后,北大藏書樓改為圖書館。1918年夏,沙灘的紅樓建成,圖書館也搬了進去,占了新樓的第一層摟。李大釗的主任室就設在紅樓東南角上的兩間房子里。一時紅樓成了新思想運動的中心,許多進步的教員、學生聚集在這里讀書、座談。

北大紅樓

我認識大釗還是在1916年他到北京后不久。我的一位同學郭曉峰與大釗是同鄉,他們同是河北樂亭人。經郭的介紹,我們認識了。當時,大釗從日本留學回來,在北京創辦《晨鐘報》(即后來《晨報》之前身),繼后,他又主編《甲寅日刊》。1917年,我曾在此刊物上發表過講“青年問題”的文文章十月革命爆發后,馬克思主義迅速傳人中國,給新文化運動增添了新的內容。李大釗最早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他思想敏銳,博學多識,廣泛接觸社會參熱情傳播馬克思主義,宣傳俄國十月。革命,發表了《庶民的勝科》的演說和《Bolshevism的勝利》等著名文章。與此同時,他還組織演講會,邀請名人講演,推動新文化運動的發展,使民主和科學的口號逐步深入人心。一次,大釗以“亞細亞學會”的名義組織講演會,我也去聽了,地點在當時有名的湖南會館。邀請的講演者有蔡元培、陳獨秀、章士釗、李石曾、張繼等人。這次講演會聽眾很多,整個湖南會館都擠滿了。每個人講演的具體內容,我已經記不清了,但是大釗組織這次講演會不久,就到北京大學任圖書館主任了。

大釗到任后,對圖書館的業務進行了一些重大的調整和改革,并開始注意收集有關馬克思學說的書籍以及俄國十月革命以來的著作。是時,我在北大已經畢業,留校做助教,教預科。平時課程不太多,就在圖書館幫助大釗做些工作。我的工作室標為登錄室,在主任室的旁邊。其時,李大釗組織一些學生“勤工儉學”,課外幫助整理圖書,翻譯、編目、打印卡片等,我則負責檢查和校對。毛澤東同志來北大時,一度也參加了這項勤工儉學活動,擔任登錄工作。由于工作之便,我得時與大釗聚談。每年北大放暑假,大釗回家鄉到五峰山休假,我就代理他在圖書館的職務。

在李大釗的領導下,圖書館成了北大校內一個研究、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中心,許多激進的學生經常到圖書館和大釗討論各種新的思潮,聽他介紹新的思想。大家也常常在此聚會,探討中國的出路,尋找救國拯民的方法。李大釗是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者,北大紅樓是“五四”運動的策源地。少年中國學會

1918年6月底,由王光祈、李大釗等發起成立少年中國學會。這是一個帶學術性的進步政治團體,其宗旨是“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還有四條信約:一奮斗,二實踐,三堅忍,四儉樸。學會總會設在北京,成都、南京等地還設立了分會。

1920年,少年中國學會部分會員在北京岳云別墅的合影。右起:右二為黃日葵,右三為李大釗,右七為張申府,右九為鄧中夏。

少年中國學會會員很多,大多數人希望通過這個組織,擴大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團結進步青年,從事政治斗爭和群眾運動。一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也想通過它尋找中國的出路,但他們往往不能把握現實,陷在不切實際的空想中。鄧中夏、高君宇、趙世炎、毛澤東以及楊鐘健、周太玄、袁守和、朱自清等都是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后來成了國家主義分子的李璜、左舜生、曾琦等也參加了這個組織。由于學會組織成分很復雜,內部始終存在著明顯的分歧。

少年中國學會北京總會正式成立于1 9 1 9年7月。學會出版了《少年中國》月刊和《少年世界》?!渡倌曛袊酚杀本T編輯,一至七期,由王光祈負責。從第八期起,組織了少年中國編輯部,由李大釗、康白情、張申府、孟壽椿、黃日葵五人擔任編輯事宜。上海亞東圖書館辦理印刷發行。

學會經常在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來今雨軒和北京大學圖書館舉行常會,內容多是研究學會的日常工作、與各地分會進行交流等等。

1920年8月,天津覺悟社為了聯合進步團體,采取共同行動,全體社員到北京,邀請北京的進步團體舉行座談會。少年中國學會、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團等五團體20余人參加了這次座談。

8月1 6日,座談會在北京陶然亭慈悲庵舉行。覺悟社社員劉清揚主持會議并報告了開會宗旨,繼由鄧文淑(穎超)報告覺悟社的組織經過和一年多來的活動,接著周恩來發表演說,說明覺悟社提出聯合進步團體、共謀社會改造的意義。李大釗代表少年中國學會致答詞,他提出備團體有標明主義的必要。認為近年以來,世界思潮已有顯然的傾向,一個進步團體,如不標明主義,對內既不足以齊一全體之心志,對外就更不能與他人有聯合的行動。我也在會上發表意見,極力贊成改造聯合。會議決定,由各團體各推代表三人,再次開會討淪聯絡辦法,

8月1 8日,各團體的代表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繼續開會,議決定名為“改造聯合”,并公推我起草“宣言”和“約章”。根據會議的決定和大家提出的意見,我草擬廠《改造聯合宣言》和《改造聯合約章》。后經過各團體的討淪,得到正式通過?!陡脑炻摵闲浴返牡谝欢问沁@樣的:

我們集合在“改造”赤幟下的青年同志,認今日的人類必須基于相愛互助的精神,組織一個打破一切界限的聯合。在這個聯合里,各分子的生活必須是自由的、平等的、勤勞而愉快的。要想實現這種大同世界——人類大聯合的生活,不可不先有自由人民按他們的職業結合的小組織作基礎。我們為渴望此土的各種自由組織一個一個的實現出來,不能不奔走相告,高呼著“到民間去”!

以后《改造聯合宣言》和《改造聯合約章》發表在《少年中國》雜志的第二卷第五期上。 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少年中國學會的內部斗爭日益激烈,以致發展到不可調和的地步,最后終于公開分裂了。

離校赴法

1917年,我在北大畢業,留校三年后提為講師,繼續教邏輯和數學。在這期間,學校從教育部得到一筆經費,決定陸續資送四個教員、四個畢業生到國外學習深造。教員四人是朱家驊、陳大齊、周作人、劉半農,學生中第一人就是我。我報的學習專業是美學,學校卻指定我學圖書館學。但是還沒有等到學校資送,就又有了別的出國學習的機會。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中法人士為溝通中法文化交流,組織了華法教育會,倡議中國學生赴法勤工儉學。蔡元培、吳稚暉、李石曾等人參加了發起和組織工作?!拔逅摹边\動以后,由于華法教育會的鼓吹和倡導,逐漸形成了勤工儉學運動的高潮。許多進步青年為探求徹底改造中國的真理而踴躍報名。當然有許多人是因為國內軍閥長期混戰,民不聊生,到歐洲去尋求生活出路的。

李石曾、吳稚暉等人在法國巴黎籌辦了一所中法大學,但是很缺教授。經別人推薦,他們找到我,我是受聘教邏輯的。其時,蔡元培先生正準備赴歐美考察教育及學術研究機關狀況,遂約定與蔡同行。我用“蔡先生秘書”的名義辦理了出國手續。

1920年1 1月下旬,我離開了母校,離開了祖國,登上了旅法教書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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